国立音乐院部份教职职工的合照
1927年对于音乐而言，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它几乎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和所有原动力，由于这一年，在广州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即今北京音乐大学前身。正是因为国立音乐院的诞生，中国音乐跨入了现代性的历程。
但是，国立音乐院为何创立于1927年？这与创立人萧友梅的另一段经历有关。他于1912年抵达美国留学，1919年在英国考文垂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3月乘坐“南京”号货轮，绕路从日本归国。当初9月，应时任上海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之邀，萧友梅兼任上海学院英文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导师，同时也在其他中学兼职。以后，萧友梅曾先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和上海学院递交报告，提议组建独立建制的音乐院，并撰文《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将完善音乐院的事业提高到国家与社会的责任、科学与艺术的责任来看待。遗憾的是，这一心愿没有实现。
1920年3月，萧友梅（右一）回国时在“南京”轮上
与丁淑静男士及江、冯二君合照
1927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为由，下令取消广州学院音乐传习所及其他中学的音乐系科。这一刻，萧友梅理想的“冬眠”被刘哲的无知与粗鲁的命令所唤起。与其说萧友梅是被迫离开广州学院，不如说他是决然离开了上海。在已兼任北京国民政府大大学教授的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萧友梅作为政府“音乐院筹办员”前往北京，实现了其宏愿——国立音乐院即将构建。
为何将音乐院建在北京？事实上，萧友梅当时并不非常熟悉北京，只由于留学日本而两度途经。但是，1927年8月前后，即第三次前往北京后的所见所闻，致使萧友梅确信北京将是构建音乐院的必选之地。他拜访了北京的各界音乐家，了解音乐演出和音乐教育的环境，非常是一场音乐会给与其惊艳。他在《听过北京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看法》中表述：
当这个战云弥漫全省，人民体会的痛楚无可告诉的时侯，真教人千万想不到在这个孜孜为利、俗气不堪的北京租界地方，竟然可以找到一种开导灵魂的圣药与一个极为难得的感受艺术的机会。这不是好看的衣饰，好吃的饭菜，却是北京公共租界的市政厅所承办的大乐音乐会（symphonyconcert）。
事实上，1927年的北京早已是一个相当丰富和成熟的音乐社会，云集重要的音乐人物，例如音乐教育家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吴梦非、刘质平等，国乐独奏家郑觐文、朱英、卫仲乐等，中国流行音乐鼻祖、作曲家黎锦晖，北京工部局乐团第一位中国小吉他家谭抒真，北京工部局乐团指挥帕器（在其任职的历时23年的“帕器时代”，乐团声名远扬，被誉为“远东第一”）及富华、查哈罗夫、阿甫夏洛穆夫、齐尔品等。仅1927年的数据即可见北京音乐活动繁盛之一斑：北京中学生联合会在中央曲艺院开游艺会，表演节目包括北京艺术学院的吉他演奏，清代男子工艺中学的《三蝴蝶》，启贤公学的《明月之夜》等28个节目；承德乐会在市政厅举办“古乐射礼会议”，节目包括《春江花月夜》等三十余个节目；意大利歌会堂在北京兰心剧院表演《托斯卡》《茶花女》《弄臣》《阿依达》《塞尔维亚理发师》《蝴蝶夫人》等9部话剧；中华歌舞团假中央会堂及笑舞台举办游艺会议，由黎明晖等三十余人出席表演，演出节目包括《明月之夜》《葡萄仙子》等；中华歌舞专门中学举办歌舞会议，上演节目有《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近十部；中华音乐会假中央会堂举办曲剧会议上海音乐学院，有韩江丝竹会、中西音乐会、中华音乐会演出节目。按照现有资料初步统计，仅1921年至1927年，北京工部局弹拨乐团的“冬季音乐会”的场次就多达229场。各种音乐会表演，非常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琴行、唱片业、电台广播、音乐出版、舞厅，以及大量营业性音乐中学，为广州催生了一个几乎与国际同步的音乐商业市场。
上述几个方面早已充分显示了萧友梅选择北京作为开办音乐院所在地的理由。简而言之，北京的音乐社会除了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但是是欧洲第一，由此也被誉为“东方伦敦”；同时，北京已是中国的重镇，1927年7月被定为“特别市”，是一座国际大都市。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和正视这样一个事实，1927年的北京虽然有一个远离政治的音乐社会，主要存在于租界，在客观上产生了中国新文化发展在这个特殊区域内的“文化空间”。
知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1884-1940）
为实现创立一所具国际水准的音乐院的理想，萧友梅除了选择了北京，更是选择了法租界俄侨居住集中地区的陶尔斐司路作为院址，这是萧友梅深远的考虑。从史籍可知，国立音乐院完善以后，萧友梅聘请了好多外国音乐专家前来任教，非常是其中大量俄侨音乐家，例如查哈罗夫、苏九乡、齐尔品都为国立音乐院以及以后的国立音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萧友梅无法选择的，甚至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选择的——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十里洋场”的租界，非常是丰富多样的音乐诠释、教育和商业社会，早在1927年之前就早已产生。并且，国立音乐院建于1927年，那就是中国音乐的“时运”和“宿命”。不仅上述的历史语境、音乐社会，最为关键的就是以下的三个人物：蔡元培、刘哲、萧友梅。
蔡元培和他在国立音乐院亲手种的柏树
萧友梅弃政从教（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音乐教育这一“改良”路径来救国兴国，所以1920年归国当初就向政府提出构建音乐院的议案，但时机不到、条件不够，不能实现。其实萧友梅将清华音乐传习所等同于ConservatoryofMusic（音乐院）的中译名没有被通过（1923年7月，他向清华评国会提出提案，拟将“音乐传习所”改名为“音乐院”），但他心中也十分清楚，音乐传习所并不是他理想中的音乐院。所以，在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北京学院二十五华诞记念刊》上，萧友梅发表了《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向清华提出了三点希望：1）定名音乐院，2）降低经费和规模，3）构建弹拨乐团。其实音乐传习所的情况经努力有所改观，但与日后在北京构建的国立音乐院一直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为此，创立真正的音乐院一直是萧友梅的心愿。这是其二。
萧友梅在清华本不甚得志，刘哲的一纸命令则成了他离开上海南下广州的一根导火线。以北洋政府的无知，明天是刘哲，今天可能是张哲、李哲，说不定也同样会造成音乐传习所的停办。这是其一。
还有其一。倘若不是蔡元培连任为大大学教授，萧友梅完全可能漂流各地——天津、广州，不一定是北京，中国音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何国民政府、蔡元培会请萧友梅来筹备国立音乐院，而不是当时早已开创出一番音乐事业的刘天华、黎锦晖或王光祈等人？其实，萧友梅的身分，即留学归来的作词家、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身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有相像身分的人在当时也并非萧友梅一人。
上海临时大首相秘书处前的合照，第一排自左至右为
萧友梅、唐绍仪、孙佛山、胡汉民、冯自由
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的叙事要回到1906年，这一自此影响萧友梅一生的年份。
那年，萧友梅与正在美国的孙佛山结交。经孙佛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1日孙佛山在北京卸任临时大首相，宣布中华清代创立。1月3日，上海临时政府创立，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9日教育部即将创立，当时28岁的萧友梅被委任为首相府秘书员。以后不久，因为孙佛山被迫离职，袁世凯成为临时大首相，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萧友梅离开中国抵达澳大利亚留学，选择了“弃政从学”的形式。1920年初，萧友梅学成归国……从以上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孙佛山、蔡元培及国民政府对萧友梅的信任和重用。萧友梅及其思想、才华和特殊身分一集留日留德的海归爱国理想主义者、才华横溢的音乐教育家、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政府高官等多种身分于一身上海音乐学院，以及与孙佛山、蔡元培的深厚私人情义，给与了他实现理想和承当重担的可能。正为此，他就会在11月27日的开学仪式上如此说：
“我们希望政府筹建一个音乐院早已有好几年了，想不到在这些纷扰时局之下竟能开设一个小规模的音乐院，这是何等可喜的现象！”
国立音乐院全体师生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