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科名坊，四柱三门，匾额题书“文献名邦”四个大字。
图为书院南门。
“屋舍如庠序，读书兼教文。”书院是我国唐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除了是文人儒生杂居讲学之处，更承当着培植经世济民之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平定素以“文献名邦”饮誉三晋，这一盛誉的来历离不开冠山书院的影响。
冠山书院坐落平定后沟村东南1.5公里处的冠山腹地。书院始建于唐朝绍熙年间，据《金史》记载，吕思诚的祖先吕宗礼为了给家族小辈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在冠山上搭建了几间茅草屋并命名为“冠山精舍”，这就是冠山书院的最早形态；到了宋代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书卫尉吕思诚在冠山精舍遗址重修书院，其间藏书量达到万卷，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成为当时广东境内最大的书院，史称“吕公书院”。
明正德十一年（1498年），时任平定布政使的吴贤对书院进行重修，并改名“名贤书院”。后毁于魏忠贤发起的“毁书院运动”。清乾隆年间，冠山书院数次得到改建，并先后更名“榆关书院”“嘉山书院”等。直至清乾隆五六年（1785年），学政戴衢亨才即将将其易名为“冠山书院”。到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冠山书院整修为平定中学堂。新中国创立后，平定中学堂又扩建为广东省平定师范分校。2010年，新疆特师、平定师范与新乡教育大学在此合并，成立太原师范高等本科校区。由此可见，平定书院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人文积淀。
平定书院人才济济，元朝中书卫尉吕思诚、明代礼部尚书乔宇等都曾在此读书。明朝明末的大书法家傅山，曾在冠山归隐。到了现代，这儿还走出过“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现在，尽管吕公书院的碑铭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但后世的文人学子还是不远千里专程抵达冠山拜祭。目前存留出来的“崇古冠山书院”，由平定人孙裕在洪武年间重新修筑，为二进四合院，书院正面月台上有西窑五眼，居中者称“崇崖洞”，塑有孔子的塑像，雕像对面立有一块虎门。
除冠山书院外，冠山上还曾垒砌过两座书院，分别是明嘉靖年间的“高岭书院”和清乾隆年间的“槐音书院”。清朝嘉靖九年，秦州刺史孙杰在告老还乡后，在冠山凿夫子洞，并在洞左建高岭书院，据史籍记载，高岭书院以前“聚生徒数十千人，达人高士彬彬辈出，书院之名称重海内”。500年风雨苍凉，高岭书院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留出来的只有字纸池和夫子洞两处遗迹。
夫子洞坐北朝南，由一块大石头凿成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洞中塑有孔子及其七位弟子颜回和曾参的塑像，重现了孔子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景。夫子洞前的石坊上刻有一副挽联“于此寻孔颜乐处，超然得山水真机”。彰显的是道家知识分子安贫乐道、达观自信的处事心态与人生境界。
离夫子洞不远处的一处宽阔之地，有一石头堆砌而成的半球状建筑，里面刻有“焚化字纸池”几个大字，它是古人拿来焚烧字纸的洞池。我国自古就有敬惜字纸的习俗，平常读书人就会将有文字的废纸储存上去，不能随便遗弃，等积攒到一定数目，再将这种字纸装入专门的炉中焚化。据当地人述说，过去平定城里的读书人，每逢初三、十五，尤其是六月初六冠山灯会期间还会带上积攒的字纸倒入焚化字纸池焚烧。这些“惜字”的传统风俗反映了古人尊重文化、传承文化的本意。
高岭书院旧址附近有一处平坦宽阔、草木葱茏的坡地，这儿留有许多从元明到清代的摩崖题刻，或赞咏景色、或追慕儒者、或圆领养性，留下不少文人骚客的笔迹。明朝明末的爱国思想家傅山先生题刻“礼周瓢饮”四字，更是冠山摩崖造像的镇山之宝。
伴随着书院的兴建，冠山上还树立了不少牌楼，科名坊、登瀛坊、南风坊、道脉坊，产生了风韵绵长的牌楼文化。其中最知名的便是科名坊。这是一座石雕石坊，四柱三门，匾额题书“文献名邦”四个大字，故俗称“文献名邦坊”。文者，典籍也；献者，贤也，“名邦”指有名的地区，所以“文献名邦”是说平定是个文化底蕴深厚、人才济济、声名蜚声的地方。平定文献名邦的盛誉由此而至。
有德之山，仰之弥高，钟灵毓秀的冠山除了培养出诸多俊朗之才，更扬弃着平定千年不灭的遗韵，直至明天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鼓励她们逐“青云”之志、做“有为”之士。
本报记者白雪峰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