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向生殖健康转变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关键词：社会学，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思考
计划生育向生殖健康转变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简介：［摘要］随着我国人口政策从计划生育时期向生殖健康时代的转变，生殖健康在我国的发展，不仅呈现为一种医学霸权，更在转变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从核心理念、工作模式和介入方法三个层面进行调整，从而促进健康、和谐和幸福中国的建设。［关键词］生殖健康;社会学;思考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的人口问
计划生育向生殖健康转变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内容：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政策从计划生育时期向生殖健康时代的转变，生殖健康在我国的发展，不仅呈现为一种医学霸权，更在转变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从核心理念、工作模式和介入方法三个层面进行调整，从而促进健康、和谐和幸福中国的建设。
［关键词］生殖健康;社会学;思考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影响着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更受到国民的普遍关注。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执行，我国的人口政策逐渐从计划生育时期的管理导向转变为生殖健康时代的服务导向。联合国更是将“确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的发展目标确立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也十分重视国民的健康问题。在2016年8月22日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康中国”的治国发展理念，这就把国民的健康问题提高到战略部署和指导方针的高度，必须在科研与科普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更为我国的人口政策从“计划生育”为核心的管理向以“生殖健康”为核心的服务转变提供了指导思想。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工作尚未跟上党和国家的前进步伐，尚未重视到这一转变对于“健康中国”工作开展的巨大阻碍，也没有提出应对之道。因此，本文为应对这个迫切的社会需求，并做出学术贡献，提出从“计划生育”向“生殖健康”转变的社会学思考，以就教于读者。
一、生殖健康工作的医学霸权
就目前生殖健康工作的现状而言，从有效应对妇科炎症(焦桂青，王思思，2017)到关注男性泌尿生殖系统保健(陈湘龙，肖序仁，2015)，从孕产育相关的百科全书(王琪，2015)到避孕节育和不孕不育的防治(陶庆军，2000;薄立伟，常明秀，2002)，从关注不同群体的生殖健康(迟宝荣，王胜今，2017;徐明，王红枫，2012)到对各年龄段人群提供生殖健康指南(陈一筠，陈静秋，2004;余小鸣，2002)。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从医学领域对生殖健康的精准化与全覆盖。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生殖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理问题，也并非仅有医学的解决之道。虽然生殖健康的学术研究已经步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而且也有诸多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生殖健康的脚步还相对缓慢。目前仅有人口学(马金龙，2015;武俊青，张世琨，2015)与计划生育服务(解振明，2007;黄丽丽，2003)相关的一些著作，但这些著作往往注重不同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或是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在生殖健康方面的体现，并没有实现对生殖健康相关内容的精准化研究。而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生殖健康科普工作，在国内更是无人专擅，相关作品也是暂付阙如。值得一提的是，性教育的科普工作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医学霸权，而且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更发展出诸多本土化的知识与理念(刘文利，2013;方刚，2012，2015)，这一点值得在生殖健康领域借鉴与推广。
二、开展生殖健康工作的困境探析
(一)计划生育成功的困扰
按照国际通识，计划生育是生殖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贯彻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时，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常常混合出现、一并使用。随着我国步入低生育率水平社会后，许多人将其归结为计划生育服务的成功，更愿意选择少生或是优生。特别是自2016年国家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之后，二孩的出生并没有呈现井喷式增长，相反，一孩的出生数更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功，使得人们将生殖健康片面的等同于计划生育。现有的生殖健康工作成了优生优育，人们更加关注孩子的质量(体质与素质)而非数量(孩子个数)。生殖健康从此有科学性，却少有社会性;有知识性问题的解决，却少了生活类问题的处理;有内容的紧密性，却没有了时代感。
(二)健康意识发展的困惑
虽然公共政策从宏观层面将关注人口增长转向关注个体的生殖健康，但在我国这样一个“耻感”社会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关注生殖健康直接跨越到关注个体的健康。以往那种“千万别被传染上什么病”的焦虑正在日益减少;新的“有钱难买健康”的意识却如日中天。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预防与治疗”开始让位于“保养”，“没病”开始被“健康”所替代，就连“看病”也被解释为“不如锻炼”。在这样一种健康发展的意识之下，生殖健康并未形成一个关注的焦点领域，其重要性还未突显，便被人们所忽视，更淹没在全民关注健康的大潮之中。
(三)“谈性色变”现实的困滞
长久以来，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一直被国人视为全然私事，有着只许做而不许说的默契，这极大地限制了生殖健康的发展。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一旦提及生殖健康，人们往往会想到妇科病，也有人认为应该包括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的疾病，但对于性传播方面的疾病(也包括艾滋病)，对于男女在性表现方面的障碍(包括性功能障碍和性烦恼)，对于两性关系的和谐问题，要么讳疾忌医，要么羞于启齿。然而，不谈性，何来生殖健康，国际生殖健康的理念不仅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看重个体间人际关系的“性福”。
(四)科普工作“无的放矢”的困顿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非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号，更应该成为学术研究和科普工作的标准与底线。虽然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社会调查困难重重，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更不能成为科研工作“无的放矢”的理由，特别是在性病艾滋病领域更是如此。所以，生殖健康的服务工作，不仅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的精准化，更要做到全面覆盖的精细化。
(五)学术研究与科普工作相混淆的困窘
虽然学术研究与科普工作同为科研工作者的本职，但学术与科普不能相混淆，更不能以学术替代科普。而在目前的科普工作中，往往缺少相应的“国家标准”，许多学术争论也因此进入到科普领域，比如对于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对于接吻到底会不会传染艾滋病等方面，在学术上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法定于一尊的。但在面对社会大众进行科普宣传时，这个问题必须明确无误而且坚守不移。因为普通民众他们无法明白，“既有这种可能，又有那种可能”的学术术语，也无法理解“失败概率大小”是什么意思。因此，只要我们的科普中出现了一点儿模棱两可，就只能促使他们更加怀疑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笔者郑重建议:“把学术的还给学术，把科普的交给科普”。应该在专业领域发表的，一定不要出现在大众传媒中。这不仅是当前科普工作存在的困窘，也是笔者致力并坚定执行的标准。
(六)“舶来品”与“本土化”的困恼
作为舶来品的生殖健康一词，传入我国也就二十余年的时间，人们对其的理解多停留的医学领域，有病与无病便是对其最基本的二元认识，这必然很难引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足够重视。但养生与保健却是我国土生化的概念，他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与“因果轮回”的变化过程。因此，如何实现生殖健康一词的本土化，不仅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更可以让“生殖健康”回归日常生活之中。遗憾的是，目前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科普工作，均缺少对其应有的认识。
三、促进生殖健康服务导向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核心理念，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生殖健康工作并非一蹴而就的，工作的开展更体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而以往的生殖健康工作，基本遵循着“预防和治疗相结合”的思路。这不仅体现在顶层体制设计层面，而且在各基层的具体工作层面亦是如此，即便是在普通大众的认识层面也有类似的看法。从医学的角度看，这一点非但没有错，而且必须严格加以贯彻执行。但人终究具有社会性，如果从人际互动的角度看，这一做法无疑在客观上忽视甚至打压了民众与医务人员的联系，从而形成“无病不登三宝殿”的惯性认识和“亡羊补牢”事后补救习惯的形成。此外，国人在“谈性色变”的耻感文化中，对于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困惑总是羞于启齿，当相关问题来“敲门”时，往往表现出不知所措，拖延、或是在网络上“有病乱投医”，不仅不能获取专业、权威的知识与干预方法，还有可能延误相关病情的诊治，更有甚者，会选择去私人诊所或接受电线杆上“祖传老中医”的治疗，这将为疾病的医治乃至个人的健康埋下隐患。特别是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健康中国”的治国发展理念，更为生殖健康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因此，卫生健康工作理应以这些社会变化为依据，顺理成章地提出从关注“防治”转向关注“健康”，将其发展成为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的核心理念，并且自觉地把它扩大到最广泛的工作领域。不再片面强调防病治病，而是从关心、关怀人们的健康入手，开展形式多样的干预活动。其目的也不仅仅是狭义生殖健康，更是以打造“健康中国”为最终目标。
(二)转化工作模式，促进“和谐中国”建设
我国的卫生健康工作，多年来一直沿用着自上而下的“多部门合作”的主张，这一主张一直被作为政府的主导思想。这在当时被认为的灵丹妙药，却违背了当下已经开始的社会治理分工化、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潮流，反而造成了多部门之间“既然不能合，也就无法作”的尴尬局面。尤其是这种主张主要停留在公权力的层面上，客观上严重束缚了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因此，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同时，应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优势，从而实现向以生殖健康为核心的“服务为主”过渡，以促进“和谐中国”建设。具体而言，应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将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嵌入到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之中，这不仅符合生殖健康以“服务为主”的理念转变，更可以对服务对象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从而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这种嵌入模式的发展与工作方式的转化，不仅可以改变以往生殖健康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助双赢;而且这一新的合力势必会给生殖健康工作带来福音，促使我国卫生健康的整体工作真正走向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促进“和谐中国”建设。
(三)调整介入方法:推进“幸福中国”建设
我们在关注健康与和谐的基础上，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开始新的征程，就是在具体的介入层面，转向对民众“幸福”的关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只有追求幸福才足以最广泛地激发出人们的最大能动性，而且可以把关注幸福作为“中国梦”与个人生活相联系的主要纽带。这将更加有利于推进我市卫生健康事业，带来新的认同与文化意识:一切风险行为都不仅仅是可能得病，而是可能彻底摧毁你的幸福。一切公益活动都不仅仅是在宣传教育，而是在“送福”。一切民众的诉求都不是“人心不足”，而是追求幸福的天然冲动。政府的一切优惠政策也并不是特殊待遇，而是在尽心尽责地帮助所有人都获得幸福。当然，本文所提出的工作方式不可能是齐头并进，更不可能是线性上升，要推进“幸福中国”建设，不仅需要核心理论的转变，更需要将“健康”落到实处，也就是在卫生健康事业中，引入中国传统的养生与保养理念，精准且有效地培养人们的健康行为，进行健康教育，讲授卫生知识，纠正不正确的态度，提高信念，促使行为健康化。而这一切的具体工作方式，都是将以往的事务性工作转变为送“幸福”，从而实现介入方式的精准化和高效化，促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多快好省”的发展。
作者：侯荣庭 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