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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是我博士阶段的亲师兄，我们都是余永定老师的学生。他比我大两岁，比我早四年进社科院世经政所。他是本硕博一路上来的，而我硕士毕业后在江湖上混了两年。他是1米86的瘦高个，而我1米80，也曾经瘦过。正因为如此，我们曾经多次被别人混淆。例如，曾经有一位业界老前辈向我们领导抱怨，说在一次会议上，我先讲话，而在老前辈讲话时，我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提前离场，这有失礼貌。而事实上，此前我从来没有与这位老前辈一起开过会。又如，一次讲座后，一位美女博士来和我套近乎，说是看着我的论文长大的。我问她看过什么论文。她愉快地说了一篇，那是张斌写的。她尴尬地又说了一篇，那还是张斌写的。
自2004年我们哥俩认识以来，发生的故事林林总总、千奇百怪。总体来看，我们多方面互补，相互扶持相互揶揄着共同成长。他喜欢抽烟，至少不下十次，他在我耳边嘟囔着说要戒烟，至今还没有戒掉。我喜欢喝酒，个人的最大成就是成功改造了世经政所宏观团队的酒风，我也是看着张斌和奇渊这些兄弟的酒量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我们俩的一个共同爱好是寻找各种苍蝇馆子大快朵颐。我住在望京，对城北与城东的餐馆比较熟悉。他住在方庄，对长安街以南的馆子如数家珍。我们俩都比较擅长忽悠。记得有一年世经政所在郊外开会，晚上在牌局上，我们俩这对来自金融室的活宝成功击败了来自贸易室一对精于计算、作风沉稳的哥们儿，方法当然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虽然我俩的研究领域基本相似，都是开放宏观经济学，但研究风格差异显著。宏观分析框架基本相同，但推出的具体结论则可能迥然相异。例如，曾经有一家头部基金公司的研究部在一个月之内连续邀请张斌与我去做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讲座。后来，该公司的投研总监向我抱怨说，你们俩不是亲师兄弟吗，为什么对汇率未来走势的预测截然相反呢？我坏笑着回复道，至少，我们宏观团队对未来的预测不会完全错误。对不十分熟悉的人而言，张斌看起来因为很严肃而难以接近，话锋尖锐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但事实上这是个幽默而热心肠的暖男。张斌之前在全球宏观室工作，室内的姑娘们总是非常欢迎我去参加她们的内部讨论会。因为她们很喜欢看到我以各种方式痛怼她们都很敬畏的张老师。
现在喜欢跑马拉松以及撰写《变量》系列的何帆教授，是张斌、我与奇渊的共同师兄。他对人的概括通常很精准。在很多年前的一批系列文章中，何帆用古龙的《七种武器》来形容他的宏观团队成员。奇渊是碧玉刀，我是拳头，张斌是霸王枪，而何帆是离别钩。在我这个《七种武器》的忠实拥趸而言，上述概括是相当精辟的。正如何帆同志所言，如果说张明练的是独孤九剑，讲究见招拆招的话，那么张斌练的则是内功，讲究我自一口真气足，出招如长江大河，有势不可挡之势。如果说何帆是狐狸型经济学家的话，那么张斌就是刺猬型经济学家。过去十年，张斌主要研究一个问题，这就是结构转型。正如梁建章喜欢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人口问题，张斌现在也喜欢把一切问题归结于结构问题，有些走火入魔啦。
《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一书是张斌过去十年宏观研究的结晶。从他告诉我他在写书开始，到这本书最终写完，吭哧吭哧至少花了一年多时间。尽管张斌从外表来看有时候不太修边幅，但他其实是一个对文字和逻辑要求非常严苛的人。过去十年里，张斌与合作者们就结构转型问题已经发表了多篇顶刊论文，但他仍然静下心来，对这本小书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打磨。正如他所言，做宏观经济研究是高风险活动，好在还算有趣，是成年版的探险游戏。说到游戏，作为一个快五十的人了，张斌依然对网络游戏非常热衷，平时还喜欢看网上的游戏直播，而我从本科之后就没再玩过游戏了。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第一时间送我，特批我在写书评的同时可以讲讲他的段子。这样难得的机会，我怎么可能错过呢？
《从制造到服务》全书分为三篇，上篇讲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中长期），中篇讲结构转型与经济波动（短期），下篇讲结构转型背景下的政策取向。全书的主旨逻辑，是指在人均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升级的驱动下，从2012年前后起，中国经济开始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这一转型会带来消费支出结构中服务品占比上升、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上升、人口持续流向大城市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两极分化。这本书用一以贯之的逻辑，对很多宏观问题提出了与主流观点差异较大的观点。他辛辣地指出，“越是流行的观点越要小心对待。情绪通常比理性有更强的传播能力，观点之所以流行，往往是因为观点中饱含情绪、容易引起共鸣，然而情绪太强了，就没剩下多少留给理性”。在我看来，这本书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提出了值得深入思考的观点。
第一，本书指出，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中，工业部门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后者是带动全社会生产率提升的有力引擎。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的双料冠军，但社会治理发育滞后以及不当的市场管制扼杀了大量的市场需求与生产率提升的机会，成为产业升级的真正敌人。
第二，张斌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真正短板有二。一是诸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与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市场化程度较低且需要大量知识和技能投入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二是第二三产业总体就业人口占比偏低，也即大量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家并被纳入正规就业。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两大短板与政府职能定位、政府管制政策有着直接联系，但更深层次的根源则是价值观、社会信任等惯性力量强大的慢变量。
第三，张斌在房地产问题上历来有鲜明而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大城市中心地区的房价不算过高，真正过高的则是中心地区之外的郊区房价，这给大城市的新进入者带来了过高门槛。而导致房价不合理的根源则是住房土地供给政策扭曲、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滞后、居民部门养老保险类金融投资工具匮乏等。
第四，本书认为，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改变了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从工业化高峰期的“易热难冷”转为“易冷难热”。随着能源、化工、钢铁、机械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增速大幅放缓，相关信贷增长大幅放缓，进而带来全社会广义信贷与金融资产增速大幅放缓，最终导致总需求不足。而理想的对策则是释放科教文娱等服务业发展潜力、释放都市圈成长潜力、释放金融市场服务风险投资的潜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与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这些结构性改革不仅能带来新的信贷增长，而且还有助于提升供给能力。
第五，过去中国在应对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主要应对措施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扩大预算内支出，而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来增加基建投资。地方融资平台新增债务对应的资产收益不高，融资成本高且期限结构不匹配，这部分债务越滚越大，系统性金融风险随之上升。在未来，中国政府应更多通过降息、政府举债以进行预算内支出等方式来扩张总需求，同时应在银行贷款和债券市场上保持高标准的风险评估和信贷纪律。
第六，在结构转型期，整个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处于脆弱阶段，因此稳住总需求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最有利于市场自发成长，而后者恰恰是孕育未来改革力量和逐步改变观念的有力支撑。“如果总需求严重不足，经济过度低迷，最先死去的是小企业和立足未稳的新企业，最受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在大量失业和经济萧条环境中渐进地改变观念和推进改革，是毒药而不是解药”。这句话我甚为认同。在对美国大萧条的案例分析中，张斌深刻地指出，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信贷坍塌，而信贷坍塌的根源在于错误的理念。
对于上述核心观点，我总体上是认同的。但如前所述，结构转型固然是解释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状的一把钥匙，但也并非是可以解释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例如，人口老龄化加剧也可以用来部分解释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又如，我与张斌在房地产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虽然我认为，一二线城市的确需要有效扩大新增住房供给，但考虑到目前国内安全资产匮乏、投资渠道有限的现状，尽管当前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的行政性扭曲性较强，但这样的调控措施依然是必要的。再如，在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改为依赖放松货币政策与预算内财政支出是否就能既提振增长、又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实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但无论如何，作为同一个宏观团队的成员，我与张斌有着类似的分析框架，因此我们之间的核心观点大同小异。在本文的结尾宏观经济学的论文，我想向读者们推荐张斌下面这段话：“经济结构转型期最难解的矛盾是观念的挑战。观念的滞后使得我们难以苛求超出传统主流观念的系统性结构改革，结构改革只能在观念和利益冲突的夹缝中找缺口，寻求边际上的破。能做出结构改革当然好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冲突太大、时机不成熟的时候，等待也是一种智慧”。在有的时候，慢就是快。信哉斯言。
《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张斌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