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智库研究员 | 关不语
从分水到治，再到全域静止，上海市民的生计供给成了一个连续的槽。民生难，民心有情。朋友圈和社交媒体的海量帮助确实令人担忧。
情绪压力总是寻求最直接的答案，民生困境的矛头指向基层腐败。一时间，“9天赚了908.82万元”、“救援物资被转卖”等消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街道、居委会等基层工作人员成为目标成千上万的人。
▲上海基层工作人员在打包蔬菜（图/视觉中国）
那么上海严查大礼包腐败处理6人，真的是基层工作人员的腐败和不作为造成了物资短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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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既需要物资，也需要物流。在计划经济时代，民生的主要问题是物资匮乏，这也造成了几代人的心态，重物资轻物流。
事实上，上海目前的问题不是物资短缺，而是物流拥堵。
要说上海的民生资源储备连一个月都撑不住，显然不符合实际。上海的生意兴隆，大大小小的商家都有库存。此外，上海还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仓储业发达，也提供了额外的仓储物资。即便这些还不够，上海地处富饶繁华的长三角，周边城市的物质储备也十分丰富。
所以，不是因为缺少物资，而是因为物流完全被堵死了。
▲静态之前，上海三大农副市场占上海城市供给的大头
一是整个区域静止后，地方业务系统失去了保障供应的功能。
3月25日，上海三大农副批发市场仍正常营业，16个区的蔬菜农场仍开工。三个批发市场供应上海70%的蔬菜、60%的肉类副食品和50%的水果。不管库存有多少，只要关闭这三个，市民餐桌的主要供应渠道就会从源头上被切断。
三大批发市场何时关闭不得而知，但肯定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因为4月7日，正式宣布“上海将建立保障供应白名单，解封部分批发市场和电商仓库”。也就是说，在4月7日之前，三大批发市场和电商仓库都被封锁了。整个物流系统的源头就被切断了。
除了源头被切断的影响外，运力的显着限制也是物流体系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道路封闭，司机受阻，物流车辆大大减少。
▲ 传闻上海有人倒卖防疫物资（图/网络）
在有物资没有物流渠道的现实中，“倒卖物资9天赚908.82万”显然是谣言。
按照传闻所称的“每份250元利润”，9天时间，肉素大礼包售出近4万份。每份10公斤，足足有400吨。400吨肉和蔬菜，需要多少人力和车辆来运输和重新包装？有很多通行证要签发，各种检查要处理。这些涉及多个部门，难度极大。
即便车辆在路上，通关存在极高的腐败风险，花费了大量的腐败成本，要向居民运送4万份肉菜大礼包，也是一个艰难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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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严格的封闭管控措施，连接社区的最后100米物流成为物流“死胡同”。
而这也成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投诉”的主要原因。很多居民都不清楚自己有物资，居委会为什么不及时分发呢？因此，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不作为”饱受诟病，也为基层腐败对保障供应的影响提供了想象空间。
事实上，居委会一级的基层工作人员并非“无为”，而是无能为力。上海很多大型社区的居委会大约有十个人，对应四五千人。即使有一些志愿者，大规模分发物资的能力也极为有限。
更有什者，在全区静止后，居委会承担了大量工作，如组织维护频繁检测工作、维护社区秩序、关爱特殊弱势群体、收集和上报各类统计和信息等。你能期望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大规模的材料分发？
▲上海街头正在运送物资的外卖小哥（图/视觉中国）
基层人力资源配置与静态保障民生工作不匹配。根据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上海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业的人口为389.9万人。正是这389.9万人为城市的物流体系提供了保障。
在上海，“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类别下只有29.1万人。需要29.1万人承担389.9万人的工作。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到吗？就算加上志愿者、物业管理等编外社区服务人员，每人也得有三五个人吧？这比996压力大得多。
而且，面对沟通能力极强的近江科隆，这些基层一线人员都是高危人群。成“阳”造成减员后，工作压力更大。上级部门和相关部门都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怎么还给“道爷”送这么多菜，赚到钱？
因此，不是腐败导致物资短缺影响民生保障，而是全球静态防控阻碍物流，导致民生保障薄弱。蔬菜和肉类的缺乏不是因为没有“东西”，而是因为没有“流量”。
因为不能“流动”，“大规模倒卖物资”的腐败是很不现实的。基层人员有可能参与到小规模、本地化的物资“黑市”中，但这并不是居民物资匮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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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区域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民生难以保障，这是城市物流体系崩溃的结果。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城市在进入全球静止状态后，在保障民生方面都遇到了困难。时间越长，民生保障问题越突出。这是系统性问题，也是全球静态防疫模式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全球静态防疫模式是为了“归零”，是一种非药物物理隔离方式，就是尽量减少城市内的人流和物流。限制人流、物流是必要之举上海严查大礼包腐败处理6人，越是“快清”，限制就越大。因此，上海已转入高度紧张的全球静止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民生安全问题。
即便是在封城初期，城市里也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一旦物流被切断，物流就用不上了。然后就进退两难了。
增加参与物资保障服务的人数，比如招募大量志愿者，意味着人流量会增加，这必然会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影响清零目标。
增加物流渠道，不仅会增加人流量，还会增加物流，也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也会影响清零目标。
影响的程度还受到病毒传播能力的影响。Omicron的传播范围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数倍以上，这加剧了降低民生成本和快速清除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优先级被清除，那么社区团购等物流渠道将受到高度限制。但由此引发的物资紧缺加剧，将刺激“黑市”渠道的出现，也是无法避免的。
▲4月11日，浦东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准备检查即将进入的车辆（图片/视觉中国）
上海人口基数庞大，要清理起来非常困难。物流管控严，民生困难进一步加剧。基层员工也成为众矢之的，除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外，他们还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如何打开这个死结，是决策者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
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我们应该了解基层劳动者的困境。避免道德化技术问题和制度问题，更不要以污名化基层员工的方式发泄情绪。
“同样是世界末日。” 最好是体谅对方，互相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