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于国家大计 不计较个人恩怨
对国家衷心，不计恩怨的人
帮我分析一下张九龄的《杂诗》,再讲一下背景
张九龄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生于韶州曲江，“幼聪敏，善属文”，13岁时广州刺史王元庆赞誉他“此子必能致远”。武周长安二年，他24岁时，擢进士第，当上了校书郎，713年又应“道侔伊吕科”举，中高第，在策对中为玄宗青睐，升任左拾遗。此后仕途一帆风顺，数年间屡获升迁，尤其深受宰相张说器重。张说被政敌攻击下台，张九龄也因此外放。张说死后，他又回到朝中，因为才华出众，草诏称旨，迁工部侍郎，知制诰，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再迁中书令。因反对攫用牛仙客，被李林甫所谗，以尚书右丞罢知政事，被扳牵到周子谅案中，再贬为荆州长史，请还展墓卒，年六十八，谥曰文献。
九龄一生，无论主政或者为人，都口碑甚佳。崔群曾对宪宗总结道：“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九龄主政时，采分段运输法，解决了长期困扰京城的粮食问题，又避免了扰民；将主持科举的由考工员外郎（正八品下）改为礼部侍郎（正三品），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威信和地位；实行和粜法，避免了谷*伤农，到开元二十八年，“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通鉴》卷214），乃是唐代辉煌的顶点。
开元名相之中，姚崇善变通，谙兵法，但喜权变用诈，同僚中少朋友。宋Z为人刚直，有节气，但脾气老而弥辣，玄宗以下，个个怕他三分，当他是私塾先生，尊敬有余，亲密不足。张九龄正直敢谏，又兼风度俊雅，文才过人。张说骤用亲近，张九龄劝他：“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他曾力劝玄宗诛杀兵败当斩的安禄山，可惜玄宗放虎归山，终于酿成大乱。宋人晁无咎作诗感慨：“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
九龄体弱，有宿疾，当时公卿上朝，都把笏板插在腰间而后骑马。独有九龄时常让人拿着笏跟着，于是从他开始，有了“笏囊”——装笏板的袋子，“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好比今天秘书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玄宗虽然因李林甫疏远了他，却对他的气质风范念念不忘：“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张九龄之作，深得平和中正之美，也就是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的时代，纵是危机四伏，盛世浮雕上的金粉还不曾黯淡；他的一生，晚年虽受李林甫的排挤，却也当了太平宰相，几乎就是古来读书人梦想光荣的顶点。为人有“风度酝藉”之誉，居官有“謇谔匪躬”之称，比起那些怀信髻眩愁苦终穷者，他的诗自然有一种庙堂的宏庑，贵族的风范。以诗的音节而论，同样有闲庭信步、从容不迫的美感，韵脚和节奏无不叫人觉得熨帖。
的确，他把感情控制得太好，没有白日放歌青春纵酒，亦无杜鹃啼血巴猿哀鸣，你看不出他送给兄弟和朋友的诗有什么差别，你看不出他送别的友人哪些是至交哪些只是同僚。甚至，你无法单从诗歌判断创作时间的先后，这个七岁就有神童之称的大唐宰相，似乎从一开始写诗就这样恬淡持重，到他晚年被贬请归后死去，他的诗始终还是这面目。你还会发现，他诗的最末几乎都是用两句感慨收束，而这感慨大抵也大同小异。所以他比较难以激发读者强烈的共鸣，没有那种“直指人心”的效果。
不瘟不火是一种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缺憾？
《杂诗》创作时，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李林甫更进谗言，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官场失意，游荡南方，斑竹为情绪可知。而在汉水之上访求游女也不可得，想拿玉佩邀请也没有了对象，因而才有了“神物亦岂孤，佳期竟何许”一句。
不是特别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