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可的《再变记》和《千山诗集》 本文关键词：诗集，再变记
函可的《再变记》和《千山诗集》 本文简介：函可的《再变记》和《千山诗集》清乾隆四十年（1775），即函可死后116年，乾隆皇帝亲自下一道“圣谕”：“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语多狂悖，自应查缴销毁。查千山名函可，广东博罗人，故又称博罗剩人。后因获罪，发遣沈阳。函可既刻有诗集，恐无识之徒目为缁流高品，并恐沈阳地方为开山祖席，于
函可的《再变记》和《千山诗集》 本文内容：
函可的《再变记》和《千山诗集》
清乾隆四十年（1775），即函可死后116年，乾隆皇帝亲自下一道“圣谕”：“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语多狂悖，自应查缴销毁。查千山名函可，广东博罗人，故又称博罗剩人。后因获罪，发遣沈阳。函可既刻有诗集，恐无识之徒目为缁流高品，并恐沈阳地方为开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著弘响、富察善即速确查，从前函可在沈阳时曾否占住寺庙？有无支派流传，承袭香火？及有无碑刻字迹留存？逐一查明，据实覆奏。”于是，凡函可住过的寺庙，函可在双峰寺所遗留下来的碑塔尽行拆毁，《盛京通志》原载有函可事迹，也被逐一删除；函可的《千山诗集》和《千山语录》被列为禁书。
函可的著作为什么会令乾隆如此震怒，要兴师动众地加以声讨和销毁？事情还得从乾隆的曾祖父顺治皇帝说起。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洲八旗金戈铁马纵横中原，神州动荡，明社倾覆。当时函可在惠州任罗浮华首台都寺，闻国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经），附官人舟入金陵。”
居住在老朋友江陵名士顾梦游（与治）的楼上。适逢清兵渡江，南京陷落，“亲见诸死事臣，记为私史。”
这部私史，就是函可以亲身闻见，密记金陵沦陷时弘光帝被虏，诸臣死节和万民遭秧的事实，名为《再变记》。
《再变记》只是手稿，未及刊刻即被清兵搜出，今已不存。但当时函可的一些朋友读过，如邢昉读后，就曾写下《祖心再变纪漫述五十韵》（诗载邢昉《石臼集》），《再变纪》的主旨和基本内容于中尚可窥見。如诗云：“所恨丧乱朝
，不少共驩辈
；城头竖降旗，
城下迎王旆。白头宗伯老，
作事弥狡狯
；捧献出英皇，
笺记称再拜。皇天生此物，其肉安足嘬。养士三百年
岂料成狼狈。”这显然是指南京陷落后，以礼部尚书钱宗伯（谦益）为首的南明大臣投降清兵的失节丑行。南京城破前夕，钱谦益的妻子柳如是深明大义，劝夫以死殉国。岂料钱宗伯跳入水中还没一会儿，说了一句“水太凉了”就自个儿爬上岸来，带领大臣投降清军去了。“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狯”，指的正是此事，《再变记》对此加以无情的鞭笞是可以想见的。又如：“幸有两尚书，臣节堂堂在。”，两尚书是指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和刑部尚书高倬。前者死于抗清，后者死于殉节。对他们以身许国的高风峻节，《再变记》也显然作了热情颂扬。由此可知，函可《再变记》汉贼誓不两立的立场是很鲜明的。正如刑肪在另一首《和祖心上人（函可）游城南谒方正学先生祠》诗写的那样：“寂寂荒祠野霭昏，萧萧残碣倚松根。金川门又成亡国，石子冈偏欲断魂。昔日麻衣惭叔父，于今青草失王孙。废兴自古须臾事，独有先生恋主恩。”诗人以明初大儒方孝孺的忠贞节烈来揄扬函可。
顺治三年暮春，函可由南京返回广东，同年，又重游南京。函可在兵荒马乱中不辞艰危，去而复返，表面上是印刷经书，实际上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推测，“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顺治四年冬，函可再次返粤，在行里中挟带着《再变记》出南京城，被巡城的清兵搜出，同时被搜出的还有福王朱由崧答阮大铖的书信。函可这次出城的牌文，是明朝降臣被顺治皇帝封为九省经略招抚江南大学士的洪承畴所发。洪在前明曾是韩日缵的门生，与函可是故交，当时正驻节南京。为此，满人大为震惊，以为其中必有内情，严加追究，这就引发了入清以来的第一宗文字狱。
据记载：当事疑有徒党，对函可“拷掠至数百，但曰某一人自为。（用刑的）夹木再折，无二语……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走二十里如平时。”事情也牵连到顾与治，“与治与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
使当事者抓不到任何把柄。洪承畴为避嫌自保，把此案移送北京处置。他在顺治四年十一月写给清廷的奏章说：
“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东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回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须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其僧徒金猎等四名，原系随从，历审无涉，臣谨将原给牌文及函书贴封送内院，乞敕部察议。”
于是，身受重伤的函可被顺治下旨“拿解来京”。函可的弟子们也随后赶到，“燃指为灯，号于都门”为师伸冤。顺治五年，函可终因《再变纪》言论“有干我朝忌讳”获罪，流放沈阳，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成为满清王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曾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函可的这一段史实，同时指出：“当时反清复明之势力皆欲争取亨九（按即洪承畴）。巴山等拷问函可，即欲得知洪氏是否与此运动有关。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谳，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处。所以谕慰洪氏，轻罪函可者，盖仍须藉洪氏以招降其他汉人士大夫如瞿稼轩辈。瞿、洪皆中式万历丙辰进士，为同年生，而函可乃适当之联系人也。然则当日洪承畴处境之艰危，清廷手腕之巧妙，于此亦可窥见一斑矣。”
很显然，函可得免一死，并非清王朝心生怜悯而施仁政，而是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投鼠忌器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政治谋略。
函可并未因被流放关外雪域而消沉。他安慰“同难诸子”说：“终岁愁连苦，生离且莫哀。问人颜尚在，见影意犹猜。佛道千秋重，汤仁一面开。明知予未死，好去勿徘徊。”出京赴沈阳之日，又作诗说：“马上催行急，欢生复自嗟。身轻曾似叶，落泪正如麻。计日边城近，伤心故国赊。幸余穿布衲，犹可耐风沙。”他一路歌诗，写寄心中的乡愁和故国之思。顺治七年，他与当地僧俗文士创办了辽东地区第一个诗社“冰山诗社”，社友们“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后皆引为法交”。又开堂说法，身边常聚僧俗五、七百人，被誉为禅宗关外传法第一人，对沈阳宗教和文化的影响至今犹见。函可身居关外雪域，与在岭南的师兄函昰保持联系，函昰第一法嗣今无和尚曾奉师命，持澹归书信徒步万里北上探访师叔函可。另一弟子今种（即屈大均）也曾亲自赴辽，联络函可，图谋恢复。南北诗僧，一时间成相互呼应之势。救亡失败，复国无望，函可尤钟情于诗，他的堂弟就说：兄“以文字获罪，脱万死于一生，视吾舌尚在，习气未除，复寄情于吟咏，惓怀宗国，笃念同气，或和采薇之歌，或拟招魂之些。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当他听到博罗、惠州惨遭清军屠掠，“人民城廓全非旧”（《忆浮碇岗》），“惠州天上亦荒莱”（《遣愁》）时，怅望岭表说：“苍狗白衣瞬息中，况闻五岭满刀弓。亲朋敢望今谁在，城郭应知到处空。苏子堤边尸藉草，越王台上鸟呼风。”（《怅望》，卷十）又说
“从今不上望乡台。”（《遣愁》）特别是他的《得博罗信三首》更是写得催人泪下：
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邑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白山黑水愁孤衲，国破家亡老逐臣。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莫愁穹苍太不仁，万方此日总成尘。恩深累代心何撼，命尽全家泪又新。残日沉山犹望旦，落花辞榭永无春。寻思最苦身仍在，黯黯风沙愁杀人。
长边独立泪潸然，点点田衣溅血鲜。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岗头断晓烟。见说华台云片片，残枝犹有夜啼鹃。
真是字字泣血，让人感到了一种由极端仇恨转化而成的极度清醒和冷峻。函可当家国全盛之日，能弃纷华如敝屣，从一个官宦世家的贵公子成为抛妻弃子隐身方外的出家人，但于明清易代风潇雨晦之际，却未敢忘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祖宗训诲，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清保明的斗争，在敌人的死亡威胁面前宁折不弯，风骨凜然。他的“亦佛亦儒，能忠能孝”的品性，其实也是晚明博罗韩氏家族乃至于整个惠州知识精英集体性格的重要表征。应该说，在函可的文化血脉里，不但流淌着父亲韩日缵的思想血液，也潜行着惠州先贤王度们傲世爱国的精神基因，充分体现了有明一代惠州文化教育对于东江子弟道德取向的深刻影响。函可的老朋友顾梦游后来为《千山诗集》作序说：“读大师诗，而君父之爱油然以生，声教也。读大师诗，而知忠孝之言不可以苟，生死不了无以为文字，文字不彻无以为生死，身教也。是诗之所以传也。大师既喜记死事，、、骊以节死，叔日欣，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皆死，姊夫矢孀节，城陷死，妹以救母死，妇不食死，骊妇饮刃死，即仆多所视死如归者。”
以诗为史，以文为史，以史为鉴，永教子孙后代不忘家仇国恨，这是函可著作潜藏的用意之一。深通诗学的乾隆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因此而寝食难安，必欲彻底毁禁而使之万劫不复。
函可的著作已知的计有：《弘光北狩记》、《再变记》、《函可千山语录》、《千山诗集》、《剩人诗》以及《辽左杂咏》等，这些当然都在毁禁之列。在函可的著作遭受毁禁的同时，函可父亲晚明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韩文恪公集》亦被列为毁禁书籍。同样，牵头印行《千山语录》的惠州官绅郡贤们，如清初进士龚章、韩履泰等，其著作散佚不传，也是受此案株连的结果。
函可在关外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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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藤菜
清晓鸣辘轳，携杖入芳园。中有满架藤，稠叠铺绿云。不雨色常润，无风叶自翻。圆实间深紫，灿斓吐奇文。土人不肯顾，瓜茄乃盛盘。异种生岭南，移栽东海漘。地脊饶霜雪，弱质焉久存。一摘泪盈把，再摘心悲酸。摘密休摘疏，聊以删芜繁。轻指莫动摇，或恐伤其根。虽知冷必死，且护眼前安。昔日苏长公，题诗谪古循。诸品独见推，谓可方吴蓴。予今窜远碛，旧国变荒榛。亲朋无一在，见尔如故人。柔滑淡相得，破铛煮泉新。一筐贻北里，甘苦味同分。尔藤亦不幸，处处逢逐臣。
函可谪居关外，多咏惠州风物寓寄乡思，除上面贴出的《摘藤菜》和《苦瓜》外，还有一首《崔氏筵食干荔枝》，其诗云：
岭南四五月，丹实喜垂垂。贫者亦得饱，鸟雀各痴肥。一别逾八载，寤寐长相思。谁谓我此生，复有见尔期。尔颜宁似旧，臭味已全非。入手倍见惜，未嚼心伤悲。想尔当繁茂，岂意落边陲。见我良独愧，席上共珍奇。我实谅尔心，人世贵相知。
函可的诗，诗意深邃。忧愤中没有人生失意的嗟叹，而有国破家亡之悲；思乡思友之情；忧国忧民之心。他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一切都融于诗中。他的弟子在重刻《千山诗集》中云：“古之为诗者多矣，未必罪；古之得罪者多矣，未必诗。吾师以诗得罪，罪奇；以罪得诗，诗奇。”函可自己还写了一首《读杜诗》：“所遇不如公，安能读公诗。所遇既如公，安用读公诗。古人非今人，今时甚古时。一读一哽绝，双眼血横披。公诗化作血，予血化作诗。不知诗如血，万古湿淋漓。”函可用血化成的诗读后感人至深，而令清政府惶恐不安，下令毁“诗”灭迹，不得流传，以至近代少见诗评家的诗评。如今，随着《千山诗集》的解禁，可以想象，函可的诗将会被更多的诗家所赏识。
函可作于关外的《辛卯寓普济作八歌》也充满了忆亲思乡的深沉苦痛，其六云：
罗浮之山多蒿莱。山上还留说法台。锦绣凋残玉女哀。村底无人空落梅。铁桥流水尚潆回。白云一山不复来。忆昔荷锄辟芳草。只今空向巫闾老。何时再上罗浮道。
函可在关外写的《生日》诗，四首选二：
未了黄沙债。偿他止一身。便从今日死。已是旧朝人。乞食真惭粟。看书若有神。无端思故事。数点旧沾巾。（其二）
四十未为老。颠危自古稀。虚生成底事。到死不知非。弟妹徒相忆。家乡哪得归。从来无片纸。辜负雁南飞。（其三）
“便从今日死。已是旧朝人”——其节铮铮，其气浩然，读之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