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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匆忙忙写这篇贴子的由来，还是读了野草花转贴的那篇超级驴子的缘故。我读书爱较真，看到那篇文章的作者写东坡先生的那一段有些地方与史实不符，只怕草花因此被误导，倒不是想趁机卖弄自己多有学识。所有的感谢都应该献给《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先生。
一代语言宗师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浩繁，除一部分散文札记外，大多数为英文著述，他唯一的两部专传记文学《武则天正传》(LadyWu)和《苏东坡传》(ThyGayGenius)均是通过英译汉移植给国内读者的。虽然林语堂生前曾对未能亲手将自己的英文作品翻译给国人表示过遗憾，也曾对别人所译的作品未能传其精髓颇有微词，但台湾张振玉先生的《苏东坡传》译本瑕不掩瑜，无疑是最能传原作之神形的。
《苏东坡传》的英文书名“Thy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ungpo”可直译为“快乐的天才--苏东坡的生活岁月”，可见语堂大师是把苏东坡作为一个西方人非常陌生的中国古代作家来介绍的，若是英国人写雪莱或是拜伦的传记，ThyGayGenius便只能作为副标题了。所以在我看来：要是用中文来写苏东坡，那便不是林博士的本事!毕竟没有英美作家用中文来写Byron(拜伦)或Longfellow(朗费罗)后再翻译成英文给自己的国人赏阅。更难能可贵的是，林语堂1936年赴美时仅仅是凭着对苏的记忆，凭着行李箱中散存的有关苏东坡以及苏所著的珍本古籍来写《苏东坡传》的，他无法像译者今天来广泛查阅，大量考据，靠的就是对苏东坡以及对其作品的热爱，将一个逝去千年的古代才子写得跃然纸上，没有深谙中西文学及脚踏中西文化的功底，是断然做不到的。
东西方文明五百年一个大循环似乎已成定律罗马帝国(前50年-450年)崩溃后，中国进入唐朝盛世，西方经济则进入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期，到十五世纪欧洲出现文艺复兴，紧接着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开始爬升，直到20世纪美国经济雄霸天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西方陷入经济衰退，而中国则再度进入良性循环的起点......
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崛起一脉相随，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则更多的依赖于精英人物。在过去一个世纪，至少是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有两个人堪称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承的翘楚：一个是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他于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苦研汉学，通过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向国人展示了一幅神秘的西方世界;另一个便是林语堂(1895-1976)，他足可望利玛窦之项背。林语堂以自己娴熟的西方文学技能向世人破译了东方中国的神秘。他的《吾国与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浮生六记》(SixChaptersofaFloatingLife)曾经风行欧美，被译成10多种文字传播，《京华烟云》更是几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难怪说很多西方人是先知道有“Lin”，后了解中国，这一点不过。
林语堂为什么要写苏东坡?历代帝王将相何其多也，他独写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古今文人豪杰何其多也，他独选了为苏东坡立传。在我看来，这是与语堂大师敢爱敢恨的性格使然。如果说写武则天发泄的是恨，那么写苏东坡则是倾泻着爱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巨匠，不会轻易执笔为人立传，惟有爱与恨到了极致，自然的流露才会成为他们动笔的藉口。在林语堂看来，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像苏东坡这样一生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是难以理解的。苏东坡，千年一出的英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他凝聚了林语堂满腔的爱：爱其作品，收罗身边作为精神伴侣，远赴海外也要装满旅箱;爱其为人，林语堂一生都在践行苏东坡的品行，活得洒脱清丽;林语堂读通了苏东坡，其灵魂深处融入了苏东坡，惟其如此，他才写出了活灵活现的苏东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容我们来比较一下林语堂与苏东坡，两者相同相似之处其实太多：俩人都是特立独行的旅行者和思想者，他们淑质贞亮，嫉恶如仇;俩人都是全才型的大家、杂家，除了文艺创作之外，都爱捣弄一点小发明，苏东坡除爱好钻研佛法、中医药方、瑜伽术、炼丹术外，最难得的他还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林语堂除热衷于中英文字典的编撰外，终其一生的积蓄研发中文打字机，最终获得突破，为中文处理做出了贡献;最重要一点：俩人都是顶级幽默讽刺大师，都是无心政治的文人，他们疏于政治、政务，对那些投机钻营的政客无比鄙夷。按林语堂的话来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素食者”：“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种只管自己的事。另一种管别人的事。前者吃草或素食，如牛、羊及用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
苏东坡一生政治命运坎坷，因不满时政，多次要求外任，两度受贬。他21岁中进士，名列榜首。宦途上：京都(开封，中进士)-凤翔(判官)-京都(史馆官)-杭州(告院监官、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入狱)-黄州(谪居，团练副使)-常州-登州(太守)-京都(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京都(吏部尚书)-颍州(太守)-扬州-京都(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定州(太守兼河北军区司令)-惠州(谪居)-儋州(谪居)-常州(卒)，南北折返，东西受命，面对“京都”这一政治漩涡的中心，屡次跳出而又屡次卷入。他是当朝唯一被流放异域(海南岛)的官员，按宋朝大律，仅次于砍头(因宋朝开国皇帝明令擅杀大臣)，但他屡贬屡赴，最后硬是从海南儋州成功北还;他的作品，蒙当朝圣上喜读，受当权大臣激赏，被平民百姓传颂而又屡遭查禁;他官及二品，又被贬为七品之下，却始终泰然处之，苏东坡受佛家“平常心是道”的影响可谓至深。在黄州、惠州、儋州，他置田筑屋，躬耕农舍，于赤贫之中其乐陶陶。谪居黄州时的那首《定xxx》，便是极好写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林语堂曾经怀疑苏东坡为何方神仙转尘，在我看来，苏东坡一生就是一个游历的官员，旅行的作家，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正如所言：“莫听穿林打叶，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再看看林语堂从10岁离家开始的70年求学、执教与创作之路：福建漳州-厦门(教会学校免费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西式教育)-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美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法国(赴小城乐魁索，教华工写作，自学德文)-德国(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北京(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厦大文学院长)-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短暂谋任，后政府遭颠覆)-上海(写作《开明英文读本》，创《论语》半月刊，创办杂志《人世间》《宇宙风》)-纽约(写作《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研发中文打字机)-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部主任)-新加坡(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台北-(定居)-香港(1976年去世)。观林语堂一生，既是严谨治学，逍遥洒脱的为学之路，又是漂泊流离的人生之旅。有人生的低谷，也有事业的巅峰。当他被推为国际笔会副会长，担任联合作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时，他急流勇退，辞掉了联合国的公干，重新成为一名独立撰稿人。
苏东坡与林语堂同属“素食者”，他们既不同于工于心计的鹰爪之徒，也不同于善于擅长权谋的虎狼之辈，他们如牛羊一样，在大自然低着头，吃着草，思考着自己的事情。试想：如果苏东坡倾心政治，他会在与王安石朋党之争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从而戕杀了他的才能。他一生多次请求外放，就是无屑于卷入朋党之争。尽管苏东坡无心选择政治，但政治似乎总在困扰着他，宦海沉浮，几度被召进京，而又几度外放。由于自己的才气、个性与出言不逊，多次被朋党弹劾，每次都是靠皇后、太后的倾力保护才免于灾难。所以在我看来，苏东坡最适合最应该的就是当一个太守，一个地方官僚，因为凭籍苏公之才能，泰然处理公务后，就有足够闲暇与朋友结伴云游，开始他伟大的文学与绘画创作。事实上苏公在历任之地乃至在受贬的黄州、惠州不仅做了很多惠民之事，其间的作品也非常丰富。
林语堂一生对政务也是不屑一顾，一心只想当个自由自在的学者。应该说，在教科文组织草拟一些报告、备忘录或者开开会，这对林语堂来说不仅悠闲，而且简直是一蹴而就。然而这些事务性的冗杂工作令他生厌，他鄙夷那些靠政界后台为生的“文坛娼妓”，甚至直言不讳的说：“要想当作家，就必须得有勇气，敢于吐露自己的心声”。若是在今天的社会，敢于讲出这样的真话，你还能与人打交道吗?所以像林与苏这样的人，即使到了今天的官场，因为不善与人交往，一定也是被滥棍逐出，这就是文人与政客的区别所在。
文人一生离不开两样东西，在苏东坡的年代看就是两种液体：一是上好的酒，另一是上等的墨，再加上一颗正直的心，就足以抒发他们对人生、对大自然的美好情怀;政客一生也离不开两样东西：一应该是他们的嘴，所谓巧舌如簧;另一应该是他们劳碌的双腿，跑的勤他们才会得到更快的提升;如果还要加上他们内心的想法，就不能说其内心有多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