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开放科学和可重复性这样的东西推动了一个领域的发展，但推动学术生涯的是论文数量、作者名单中的位置和资助。” 倡议改变科学研究评估方式的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DORA）项目主管 Anna Hatch 去年在接受《自然》网站采访时表示，虽然研究是一项合作性的工作，但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她指出，当下科学领域的激励结构阻碍了进步。
今天，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常常需要跨学科、跨团队合作。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共享形式的论文与著作当中，作者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而论文发表又与研究者个人的职业发展捆绑得愈发紧密，这不可避免地使得研究者们因为是否能够得到署名、署名顺序而出现争议。
在一篇论文中，获得令人羡慕的 “第一作者” 位置的研究人员是少数，而国内 “三认三不认” 的现象，无疑让署名问题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变得更紧张，多位学者认为，这种评价体系不利于鼓励合作、体现公平以及创造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所谓 “三认”，即只认第一作者、只认第一作者单位、只认通讯作者；所谓 “三不认”，即不认非第一作者、不认非第一作者单位、不认非通讯作者。有时候连共同第一作者都不算数。
中科院院士李家洋近日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评价体系之下，有些科学家变得不愿合作，或不敢轻易合作，因为如果不能列入第一完成单位，自己的工作就不被认可、不被支持；有些研究者怕麻烦，索性多招些研究生，靠自己团队单打独斗，严重影响了合作的范围和质量，拖慢了科技创新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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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署名：
一件越发关乎科学家利益的事情
论文署名是个复杂的事情。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就指出，学术论著署名规范一般由学术界长期形成的惯例自行确定，根据学科、领域甚至科技期刊的不同均可能有不同的规范要求。制定出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统一署名规范较为困难。
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的 Elise Smith 等人对近6700名国际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这些研究人员发表了署名两位作者及以上的论文。结果显示，46.6%的研究者对署名问题有异议，37.9%人对作者排序有过争议。
有意思的是，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受到署名问题困扰的程度是不同的。上述研究发现，关于谁应该被纳入作者名单，医学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存在的争议要比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出50%，关于署名顺序，争议更是高出70%。
不同学科的做法不同。在高能粒子物理学和经济学中，作者署名通常按字母顺序排列。数学界的论文署名作者人数一般较少，在多于一位作者时，他们也常常按照姓氏字母排序。在大多数其他学科中，作者排名则由贡献水平决定。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邢志忠在2020年曾撰文解释说，在高能物理学界，尤其是实验方面，由于参与的人太多，论文署名一般采用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方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鉴定谁是 “一作（第一作者）” 或者 “共一（共同一作）” 就是一件十分耗时费力的事情，说不定还会在实验组内部造成很大矛盾。
尽管很难统一规定该如何署名，不过，可以规定哪些做法是违背科研伦理的。今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发布了 “负面清单”，列出了中科院七类学术论著署名问题的负面行为清单，包括禁止无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参与署名，禁止荣誉性、馈赠性、利益交换性署名或夹带署名；不得违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时的必要性原则而罗列过多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等等。
国内曾有过一段时间并不太重视论文的署名问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林成华告诉《知识分子》，因为当时并没有把论文发表和各种奖励、晋升、项目评审一类的利益紧密挂钩，因此大家基本是按照贡献大小来署名，主要执笔者通常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论文发表，尤其是其中那些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论文数量以及那些发表在比较好的英文期刊上的论文，与学者的个人利益开始捆绑得很紧密。
国内外科学界都面临这种状况。开放获取科学出版商F1000的战略举措主任 Liz Allen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仍然以他们发表的文章和期刊作为标准，因此署名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可见性，对学者将是个大问题。
在《自然》网站去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对 PubMed-MEDLINE 数据库列出的3000万篇论文的一项分析发现，作者的平均人数从1975年之前的1.9人上升到2015-19年间的5.9人。随着科学界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而要回答的科学问题越来越复杂，论文的作者名单在不断延长，想要衡量谁做了多少贡献变得困难。
在英国医学科学院（AMS）2016年的报告 “团队科学” 中，AMS的一个工作组得出结论：感到缺乏对其贡献的认可，是阻碍研究人员参与跨组研究的主要因素。工作组指出，虽然团队科学经常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个人的贡献会在与职业相关的决策中得到重视，这尤其令博士生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担忧。
团队合作中的公平性本来就比较微妙，然而，国内只认一作、通讯作者和第一单位的认可体系，更容易让剩下的参与者感到不公平。移植自西方科学界的署名规则，在面对国内的现实土壤时，发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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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三不认” 带来的后果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员蓝斐在2013年初回国。他感到国内关于联合署名问题的认可与国外有一定的差别，且已经对科研工作带来了影响。
在国外，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通常被认为基本上贡献差不太多，在评价体系中，同行会根据具体发现中该作者具体做了什么进行评价。但是，国内的评价体系对于第一作者和最后一个作者即通讯作者的认可远高于其它 “共一” 和 “共通讯作者”，这直接影响到了跨团队的合作。
而与之相对的是，交叉学科的交叉研究正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趋势。“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制度上需要探索出一个能够适应这种新情况的评价机制。” 林成华强调，现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新的增长点，包括一些 “卡脖子” 科学技术问题的攻关，都需要从交叉学科当中寻求答案。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辰宇告诉《知识分子》， 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很多时候需要与医疗界合作，医生不仅有宝贵的临床样本，更重要的是能提供根据他们的临床经验得出的一些研究方向，最后论文中可能是医生与基础研究人员共同署名第一作者，但是，不认可共同第一作者使得这种合作很难。
“通讯作者” 通常是课题研究的主要负责人，职能包括提出实验研究构想，规划研究实验方法和具体实施步骤，组织博士、博士后及年轻科研人员具体做实验并提供研究所需的资金支持等等。
但是，张辰宇说，国内毕业的博士或者博士后学生不像海外引进人才那样，有比较多的启动资金，或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助理研究员甚至是助理教授。他们通常需要依附于某个大的课题组，才能得到实验室场地和研究生招生指标。在很多课题组领导科学论文，哪怕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人员能力很强、所研究方向与课题组大PI完全不同，也要将课题组负责人署为通讯作者，这对研究者个人晋升、独立都是不利的。
此外，署名问题对于国内高校学生的培养和毕业同样带来了直接影响。蓝斐举例，比如说，他实验室的学生如果与其它高校的学生一起完成了一项工作，如果根据贡献分量或是对方提出的科学问题，那对方学生基本就在 “共一” 作者中排名第一，而他的学生可能是 “共一” 中的第二、第三个作者。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由于第一作者的单位是其它机构，即便这篇文章很重要、很有价值，对他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依然没有作用。在这种评价体系之下，学生们为了毕业，宁愿发一些署名第一作者的小论文来凑数，但这类研究的意义通常不大，甚至成为了 “为了毕业而完成” 的研究。
另一方面，因国内高校博士生毕业有明确的论文发表要求，有的课题组为了让多个学生毕业，就会在论文中署名多个共同一作，论文作者的排序已经不能体现其贡献了。而在国外，博士生毕业并不一定要求论文发表，而是更看重他的学术水平，由课题指导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决定其是否达到博士毕业标准。不过，蓝斐说领导科学论文，在中科院一些研究所，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但高校体系几乎仍然沿用老的传统。
坚持传统要求的一方认为，如果不用论文来约束学生，很多学生可能会 “浑水摸鱼” 而毕业，而课题组也会担心成果不足等现象。在蓝斐看来，这种担心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大家都能以具体成果来评价，而不是唯论文数量和论文影响因子，那些 “浑水摸鱼” 的学生也不可能在未来发展中有什么好机会。反倒是为了毕业而发表的大量论文，充斥了毫无意义的 “研究成果”，极大地浪费了科研经费并让科学知识变得混乱。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告诉《知识分子》，其实不管是论文还是其它获奖等荣誉，只认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和第一单位的做法，背后都指向了中国当前科研评价体系当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对荣誉分配存在着认定偏差。这个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是科学研究已经从 “小科学时代” 进入到 “大科学时代”，而国内的评价体系还停留在前者，管理水平滞后于科学现实。
而不当的署名不仅仅关乎成就、利益，甚至可能引起学术不端。当遵循科学贡献导向的论文发表开始滑向利益驱动的署名规则时，林成华指出，个人为了毕业、评职称或者申请项目等等，可能就会有寻租或者 “借力”。
比如，由一个团队的 “头脑” 来作出安排，某个论文中做了主要贡献的人先不署名第一作者，而是让给需要的人，等到下一次这个学者有需要时再 “牺牲” 别人。因为对署名 “第一作者” 或者 “通讯作者” 论文的需求，甚至衍生出一些代写代发论文的灰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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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更加透明、公平的署名？
德国慕尼黑赫姆霍兹研究中心基因组学家 Eleftheria Zeggini 所在的领域通常需要参与大型的、跨组的研究，她在接受《自然》采访时分享了一些小的Tips。她使用简单的电子表格来记录研究者们的职责分配并跟踪每个人在做什么，这为后面编写论文详细的作者贡献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她敦促博士和博士后申请人在面试时，评估主要研究人员对作者署名问题的态度，如果可能的话，与当前和以前的团队成员联系并向他们了解情况。Zeggini指出，了解团队科学文化以及良好的实践在即将加入的科学大家庭内如何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病毒和新发病原体研究项目主任刘善虑介绍，至少在俄州，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工作时，会先接受有关论文署名规则、禁止剽窃与抄袭等问题的科研伦理培训。在署名上，一般是由通讯作者判断合作者根据贡献大小，与合作者各方磋商，在文章初稿完成后与大家沟通；可能的话，在文章的作者贡献一栏中写清楚具体贡献和对主要结论的影响程度。他认为，公开、公平、透明和及时磋商对解决分歧很重要，也有利用长期合作。
现在许多期刊要求在提交文章时披露作者贡献。自2014年推出以来，已有数百家期刊采用了CRediT（作者贡献度角色分类法），这是一个对14种角色进行量化的系统。自2009年起，《自然》体系的期刊就要求提供作者贡献声明，《自然》杂志的出版商 Springer Nature 允许发表作者贡献声明，但不强求。
林成华说，国内一些学术机构已经开始有所松动，比如说，在评职称时，如果要求有一篇 “一作” 论文，那么现在开始探索用两篇 “第二作者” 或者三篇 “第三作者” 的论文来进行量化的转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介绍说，他所在的学院有一套计算办法，比如发表在影响因子20点以上的期刊的一篇论文，两个共同一作就算各自二分之一的研究成果，三个就算三分之一...... 虽然贡献并不能这么简单地量化，但是这是一种在当下的评价体系中体现共同一作贡献的 “权宜” 方式。
林成华建议，为了适应交叉学科与跨组的团队合作，可以考虑比如是三个学科交叉的成果，来自三个学科的排名前三个的作者可以视同第一作者并可以平等对待。同时也要有所约束，认可的作者数量也不能很多，以免出现随便挂名字的钻空子现象。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制度上将国内现在这种 “功利导向” 的论文署名方式纠偏，让署名回归到体现作者的科学贡献，这也是近几年科研评价体系 “破五唯” 当中的一部分内容。
在国内某顶尖高校工科领域一位青年教授看来，署名问题更多是学术圈的 “话语权” 问题，国外像助理教授这种刚刚起步的学者比较独立，因此不需要在某个大的团队当中，能自主决定做了更多贡献的人，包括自己，可以当 “一作” 或通讯作者。
不过，他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国内的青年科学家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扶持。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能力问题，谁做得好，谁就能够成为大科学家，很难被署名问题难倒。
前述青年教授也认为，这不仅仅是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而与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在一些高度发达的社会，科研已经更多回归到了真正的兴趣，而不是某种 “谋生” 的手段，因而并不需要被 “评价”，也就没那么在乎署名了。
本文7月12日首发于《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经授权转载，如需二次转载请联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非营利公益组织北京市海淀区智识前沿科技促进中心主办，以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科学文化为使命，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