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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都》是我今年最期待的香港电影之一

《金都》是我今年最期待的香港电影之一。

一部去年就在香港上映的影片,本以为由于港陆两地的“时间差”,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才看正片,前段时间却令人惊喜地突然释出“资源”。

就连导演也在豆瓣上开玩笑地说:

小成本制作,经费只有300万港元,仅用18天拍成,却在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拿下包括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在内的八项提名,在台湾金马奖获得三项提名。

导演黄绮琳2012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会电影学院,作为编剧身份创作的《玛嘉烈与大卫 绿豆》和《叹息桥》,都是高分佳作。

《金都》仅仅是她执导的第一部作品。

片名所说的金都,是兴旺于香港90年代的一个结婚主题商场。里面有大量经营喜帖、婚纱、礼服和婚礼策划的店铺,可以提供结婚一条龙的服务。曾经的平价、亲民,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也许是衰败、落伍。正如导演在采访中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喜欢去金都了。

《金都》的色调,也常常给人一种衰败、灰暗的感觉。

男主角Edward和女主角阿芳都驻扎在金都里,Edward经营婚礼摄影,阿芳在婚纱出租店打工,两人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对于什么时候结婚的问题,她也很无所谓:“有人求婚那就结婚吧。”但是当男友Edward真的求婚时,她没有一般求婚桥段里女生欣喜激动的神情,反而明显地看到她左顾右盼。

尽管最后还是接受了求婚。

正式求婚之后,婚礼就排上了日程,然而阿芳却越来越推搪,不想摆酒,想旅行结婚,想推迟婚礼。

原因是十年前,阿芳做了一个完全不符合她现在形象的决定,她为了从父母家里搬出来,真正自由独立,通过中介跟内地人杨树伟办理了假结婚,赚取租房费用。

问题是,这十年里中介却没有妥善地帮助他们办理离婚。阿芳想尽快与杨树伟完成离婚手续,好跟已经定好结婚日期的Edward结婚,而杨树伟也想尽快利用婚姻关系拿到香港居民身份。

三来两往,假结婚终于还是被Edward发现了。

Edward为此大发雷霆。为什么你可以为了几万块钱跟别人假结婚,却不愿意跟我真结婚?言下之意是,难道七年感情胜不过几万块钱吗?

等一下,谁告诉你结婚一定是因为爱情?

事实上,在《金都》里,为了爱情而结婚的人只有一个,阿芳。

Edward想结婚,因为那是妈妈的期待,也是社会规范的要求;杨树伟跟阿芳假结婚是为了获取香港居民身份。就连Edward的客户情侣,都在有意无意之中透露,之所以答应男方求婚,就是因为他有房子。

只有阿芳会感到内心不安和挣扎,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算不算假结婚?

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执念,社会、家人会催促我们,尽快挑选一个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时间一长,我们就不再抗拒,或者说懒得坚持。

阿芳何曾不是。她时时体现出一种厌世的颓废感,说话慵懒无力,即使争吵都是“阴声细气”。

如同这个电影开场。

阿芳在宠物店里,跟老板说他的鱼缸里的一只龟的背翻了过来。但老板拿起这个翻背的龟就塞给她,“45块。”她不想起争执,也不敢拒绝。

有时候,还显得过分善良。店里出租的婚纱脏了,顾客坚称之前就是这样的,她自己就垫工资出钱清洗。理由是人家结婚开开心心就算了吧。

在这段关系里,她似乎也说不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Edward有自己的事业,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也能凑出一笔首付婚后买房;

两人吵架,还会主动求和,讲冷笑话(这一点估计很多男生都做不到吧)。

注意,阿芳在背面还偷偷地笑了。

尽管电影里没有明说,但可以看出Edward还是一个文艺男。

他租的屋子里贴着《暖暖内含光》的海报,厕所里挂着梵高的《向日葵》,连厕所读物都是《电影美学》。

但杨树伟的出现,开始让阿芳彻底反思自己现在的生活:为什么要结婚?自由是什么?

杨树伟刚出现时的形象,和消极低沉的阿芳很不一样。他像是这部电影里全新的形象,经常高昂地侃侃而谈,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对于阿芳急着结婚的想法,他说:蠢人才急着结婚,结婚证书有什么用?有屁用。

阿芳问他:那你拿香港身份证又有屁用啊?杨树伟回答说:因为自由啊,有了香港身份证,想去旅行的话,买张机票就走了。

阿芳不理解他就为了旅游自由而折腾十年,杨树伟更是看不起阿芳急着走进婚姻的牢笼。两个人就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杨树伟还给阿芳讲了一个“亚洲蹲”的故事。他说,只有我们内地人才能后脚跟着地蹲下来,因为我们是从一种渴望自由的鸟进化而来的。阿芳之后一次次地尝试亚洲蹲,果然失败了。

这是一个政治隐喻,也是一个有关婚姻的隐喻。没有自由的,拼命向往自由;拥有自由的,却不敢追求自由,不敢化身为鸟。

电影里还有一句很妙的对话,印证了那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

-你知道微信的对话会被监控的吗?(阿芳)

-那你现在不是一样被你男朋友监控(杨树伟)

阿芳十年前就敢为了独立而假结婚,也许更是因为父母婚姻不和,她当时就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打算结婚。

她心里一直埋有一颗追求自由,反叛的基因和种子,但她也隐约知道自由并非易事。

正如她问同性恋的好友:“是不是只有事业有成的女人和同性恋才不用结婚呢?”

她知道尽管这个社会一直在说什么独立女性,但她资质平平,又有一个在一起七年的男朋友,不结婚还能怎么办呢?七年来,她变成了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承受着男友和他的母亲带来的束缚。

Edward是一个站在自由背面的“妈宝男”。什么事情都由母亲决定,不喜欢也不愿意承担选择的风险和后果。支票本,放妈妈那里;银行卡,跟妈妈联名;结婚时间,听妈妈的;买不买房不结婚电视剧,听妈妈。

由此而来的是对阿芳的强烈控制欲。看到她的衣服遮不住内衣肩带会让她扔掉,发现她买了超短的牛仔裤,也会帮她扔掉。甚至还在她的手机里开通定位功能,随时监控和夺命call。

阿芳假离婚的事被他发现后,他第一时间想的是:你和别人结婚的事不能被别人知道。阿芳对此看得很清楚,她对杨树伟说:

如果他是愿意我被车撞死还是和你暧昧不结婚电视剧,他一定宁愿我死。

阿芳爆发的一次,是平时来家里指指点点的Edward妈妈,擅自把阿芳的龟给扔了。要命的是,Edward还站在了妈妈这边。平时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忍耐的阿芳,终于忍不住了,她说,是不是结婚后我就连养龟的自由都没有了?

Edward显然不懂她在说什么。

Edward当然不懂阿芳在说什么,他是一个活在传统秩序里的人,时间到了就结婚,结婚了时间到了就要孩子,到底有什么不妥的呢?

这就是两人的根本矛盾:你要为了安全而逃避自由,还是愿意为了自由放弃安全?

教会她自由意义的杨出身大陆,对大洋彼岸的美国充满向往,而留学英国归来的Edward却对传统秩序充满依恋。

这是另一个绝妙的讽刺,也是一个寓言式的解读:

自由跟位移有关系吗?

从大陆去到美国,从逼仄的金都逃到其他地方,就能获得新的自由吗?还是说就像电影里的乌龟一样,只是从一个缸换到另一个缸?

电影最后,那个向往自由的杨树伟却奉子成婚,放弃了香港身份,还长了一个啤酒肚。这个曾经嘲笑阿芳着急结婚的人,却对她说出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不结婚就有自由吗?”

不结婚不一定就有自由,但是你得首先要有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的自由。

这一点,最后阿芳也明白了。她可以选择结婚或者离开Edward,也可以选择是否养乌龟,是否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是否关闭手机的定位监控。

事实上,这种自由一直都没有离开她,并不需要走出婚姻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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