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群明王龙娣
唐代儿歌有着强烈的政治色调。《康衢儿歌》：“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据说是尧在统治天下50年后，不知整治得怎样，亲自调查研究时看到儿童传诵这首儿歌。它实际上是老百姓对尧的政绩评价，可说是最早的“政治评论”。
《国语·郑语·周宣王时儿歌》：“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虽然只有短短两句，谈的却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它预言，卖桑箭矢、箕草箭袋的老夫妻将是使周王朝覆灭的人，暗示她们收留的男孩褒姒为周王朝“招祸”的事。可见，儿歌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如明代末年知名的《至正六年云南北儿歌》：“石人有眼睛，挑起长江天下反。”就是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自造的儿歌。听说刘先把刻有儿歌的石人埋在长江工地上，再让儿童四处传诵。当开河民工挖出石人、读到石人身上的儿歌时，整个工地瞬间沸腾上去。已经不堪忍受压迫的民工，纷纷揭竿而起，使红巾军队伍迅速壮大。儿歌就像火星，使遍及各地的“干柴”顿时点燃熊熊烈火。
唐代儿歌还勇于把矛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如《永熙中儿歌》：“二月底，五月初，桑生裴雷柳叶舒，荆笔杨板行敕令，宫中大马几作驴。”它如实地表现了晋惠帝大权旁落、权臣专政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尖锐地嘲骂了荒淫无能的晋惠帝。借用他姓“司马”作比，称之为“大马”，还将其称作“驴”，实际等于骂他是一窍不通的笨驴。这是儿歌中很有光彩的一部份，在其他文学式样中极少见。
在王朝更迭时期，农户起义军常常都借助儿歌作装备，为推翻旧的统治者制造舆论。如至正年间《彰德路儿歌》：“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据说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五月某日，彰德路的天宁寺塔突然由黑变红，塔顶闪动绿光。这么言情其实是为清朝统治者上台造舆论。
相比其他文学款式，儿歌变得更富于爱情色调。如汉末《献帝初京师儿歌》：“千里草，何青青；三日卜，不得生！”它集拆字、谜语与儿歌于一身，既巧妙地包括了“董卓”二字，又以“草青青”与“不得生”作强烈对比，点明虽然董卓气焰狂妄、炙手可热，都必定很快衰败。从疗效来看挑动黄河天下反，与夏时人民诅咒夏桀的谣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异曲同工之妙。
揭发社会黑暗的儿歌，还有《汉末江淮间儿歌》：“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如黄金。”短短十六个字，勾勒出一幅人民苦难生活的悲惨图画。是天灾？是人祸？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儿歌隐晦的抗议有时比小声高喊的痛骂还要有力得多。又如《元明宗时儿歌》：“牡丹红，秧苗空；牡丹紫，秧苗死。”四句中，二二押韵，对仗整齐；“禾苗”与“和庙”谐音，暗指元明宗，一语双关，自然而巧妙。《襄国儿歌》：“古在左挑动黄河天下反，月在右；让去言，或入口。”将灯谜游戏（谜面：胡襄国）与儿歌结合上去，鼓吹政治主张。儿子们在传诵时并不去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
@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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