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专题4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第1课物质活动和社会习俗的变迁随堂演练 本文关键词：变迁，演练，社会生活，习俗，中国
高中历史专题4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第1课物质活动和社会习俗的变迁随堂演练 本文简介：2017-2018学年高中历史专题4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第1课物质活动和社会习俗的变迁随堂演练人民版必修21．香港歌星张明敏以歌曲《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歌中唱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洋装”开始传入中国是在(A)A．鸦片战争后B．洋务运动后C．民国建立后D．国民革命后【解析
高中历史专题4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第1课物质活动和社会习俗的变迁随堂演练 本文内容：
2017-2018学年高中历史
专题4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1课
物质活动和社会习俗的变迁随堂演练
人民版必修2
1．香港歌星张明敏以歌曲《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歌中唱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洋装”开始传入中国是在(
A
)
A．鸦片战争后B．洋务运动后
C．民国建立后D．国民革命后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再认再现能力。以西装为代表的洋装是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的。
2．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生活也异彩纷呈。下列服饰既体现了中西合璧又融合了满汉风格的是(
C
)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辛亥革命后，西式服装开始在中国流行，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新式旗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旗袍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与旧制迥然不同，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A、B两项与题意不符，D项只符合“中西合璧”特点。
3．(2016·山西晋中期末)1913年1月，《大公报》发文描述女性积极参加社会政活动的现象：“于是有所谓女子北伐军，女子敢死队，女子同盟会，女子参政团，女子自由党。”这种现象反映了(
A
)
A．自由平等的时代诉求B．救亡图存的历史潮流
C．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D．婚姻自主的社会风尚
【解析】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临时约法》宣扬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所以女子参与政治活动，是对自由平等思想的响应，故A项正确；救亡图存就是反帝反封建，材料未体现，故B项错误；民主共和，在当时，主要体现在反对封建专制，材料并未体现，故C项错误；女子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与婚姻自主无关，故D项错误。
4．下图所示的餐馆在中国最早可能出现在(
A
)
A．广州B．杭州
C．北京D．济南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从图片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分析的能力。最早的西餐馆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较早地出现在通商口岸，西方的生活方式便移植过来，注意题中“最早”的限定语。
5．(2017·长春)1984年，经过两年多的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后，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深圳人率先过上了不用粮本、粮票的日子。这主要说明(
A
)
A．改革开放带动深圳经济发展
B．深圳率先搞活了国内的市场经济
C．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
D．我国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解析】
在深圳取消凭票供应体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果，故A项正确；取消票证只是在深圳，不能得出搞活国内市场经济的结论，故B项错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材料无关，故C项错误；材料仅体现深圳一地，且我国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是在1987年后，故D项错误。
篇2：近现代婚姻制度变迁
近现代婚姻制度变迁 本文关键词：变迁，近现代，婚姻，制度
近现代婚姻制度变迁 本文简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课程论文姓名：赵凤秋班级：08级工程管理三班学号：08010944浅谈近现代婚姻观和婚姻制度的变迁中国近现代社会百余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遗漏。从得得社会环境，到家庭生活，从社会习俗到服饰饮食，从妇女解放到婚丧礼仪，从高等教育到交通每一个社会层面都发生着
近现代婚姻制度变迁 本文内容：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课程论文
姓名：赵凤秋
班级：08级工程管理三班学号：08010944
浅谈近现代婚姻观和婚姻制度的变迁
中国近现代社会百余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遗漏。从得得社会环境，到家庭生活，从社会习俗到服饰饮食，从妇女解放到婚丧礼仪，从高等教育到交通每一个社会层面都发生着不同以往的新变化。同样，作为组建社会基本组织的——家庭的重要前提，婚姻制度也在经历巨大的变迁。
我试图从这百余年的历史中，找寻出婚姻制度的变迁和人们婚姻观的变化，必然的这些工作要仰仗于许多的文献，包括学术文章，文艺作品，法律法规的条文等等，结合自己的理解于是形成现在的文章。当然由于我视野的局限性以及学识水平所限，文章只是很粗浅的谈了一些表面的，略显片面的现象，还请谅解。此处，需要指出，当前的学术研究以城市生活为主，我的文章也只对城市的婚姻状况做介绍。
一、
封建统治下的传统婚姻
在传统文化中，婚姻不仅仅是当事人，更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的实务。所以，家庭夫妻关系的形成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则，男女当事者个人，对自己的婚姻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大多以“门当户对”或家庭经济情况为标准，对于年、貌、品、才，甚至身体状况，是不管的，更别提感情，青年男女毫无自主权可言。男女双方婚前可能都没有见过面，婚后的感情状况普遍不理想，没有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传统婚姻酿成了许多悲剧。在电视剧与文艺作品中，此类例子枚不胜举。清末的许多学者，都有过失败的第一段婚姻。
传统婚姻中，早婚恶习，近亲结婚的习俗的风行。在清末社会，早婚有相当的普遍性，一般青年多在20岁之前完婚，甚至有“有年30抱孙子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少年男女结婚带来的结果是身体易为情欲所伤，父母也不能给子女良好的家庭教育，给整体国民素质影响很大。近亲结婚，出于种种考虑，在偏远地区和皇族内甚为流行，给下一代的质量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严重影响国民素质。
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三纲五常”的宗族制度之中和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中，女子的婚姻全力基本被剥夺。蓄妾，三妻四妾，是旧时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分化和阶级制度的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男子可以退婚再娶，女子则不能退婚再嫁，这是封建婚姻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平等的地方。
二、
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婚姻状况的改变
——传统婚姻制度与新式婚姻形式共存
清末民初，新世纪初的婚姻在一片热闹沸腾的变革中开始。伴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展开了对旧时婚姻陋俗的大批判。在新婚姻观的引导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婚姻习俗开始出现了现代文明与自由的曙光。
辛亥革命对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近代留洋后回来的人带来的人人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给城市的青年以重大影响，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让众多的城市民众开始渐渐改变旧的观念，接受新式的婚姻顾念也开始成为新式婚姻制度的开端。
青年男女开始先谈恋爱，再结婚。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新式观念的影响，原来的旧的观念被渐渐摒弃，慢慢的解放天性，从自由恋爱开始，也接受一夫一妻制度，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偏远乡村和传统的家族依旧是传统的形式。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婚姻即为林觉民和梁启超两位家长包办的。
婚礼的形式开始从简，花费也节省了许多。旧式婚礼的程序极为繁琐，规范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礼必要的程序。民国早期，众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于是婚礼形式上开始趋于简单，，“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结婚者，此亦嫁娶从简之好现象也”。礼俗趋于简朴，摒弃旧婚俗的繁文缛节，更是社会趋于文明，合理的的具体表现，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利于社会进步。
男女的婚姻的年龄也开始正常起来，早婚的现象变少，人们开始重视起自己的教育，事业和革命，结婚年龄从原来普遍的16,7岁到20岁出头，这是社会显著的进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下一代的质量。
三、
建国后的婚姻状况和婚姻观念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家一切都刚刚起步，当时急需一部法律为新的婚姻制度作为新的婚姻规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废除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陋习于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其颁布为起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一夫一妻制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出现提倡“婚姻自由”，这一切都是过去的年代所没有的，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婚姻法》的颁布给中国的婚姻制度带来了质的改变，长足的进步。就在《婚姻法》颁布前一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藉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
当然，在这一时期婚姻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自50年代“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其时所谓的“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所谓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身份条件。与政治条件相比，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
1978年以后，政治权力与传统道德共同构建的社会监管体系日益松动，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真切而又应接不暇。少了过度的政治负担，人们的婚姻重归朴实的爱情。1981年，新《婚姻法》颁行，将“感情破裂”规定为离婚要件，由此，中国人似乎开始意识到，爱情也是婚姻中颇为重要的东西。婚礼也跟上了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潮流，新人穿上了套装西服婚纱、喜宴排场越来越大，婚庆事业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然而，进入新千年以后，
这是一个规范日渐模糊的时代。80后相继步入婚龄，成为这时期结婚的主力，此时的婚姻染上了80后鲜明的个性色彩-在中国，一些人的爱情开始以“无政府”的方式蔓延，正如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在《婚姻革命》里说的，“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的。”同时，随着物欲与自由主义的膨胀，结婚的决定开始掺杂着更多无关爱情的考量……
四、总结
婚姻家庭制度是指被一定社会所公认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体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始终受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所决定。可以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根本上推动了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的变迁，当然这不是唯一因素。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婚姻制度的未来做准确预知，但是纵观变迁，我们不能说着将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且发展趋势将是趋于合理与完善。
参考文献：
《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
李银河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婚姻实态与变迁》
傅建成
西北大学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婚姻观念的变迁>
强继军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社会史》
邵壅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近代中国的新式婚丧》
邵先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研究》
黄桂琴
张志永
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949—2009共和国婚姻史
凤凰网专题
篇3：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韦森)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韦森) 本文关键词：制度，变迁，绩效，读书笔记，经济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韦森) 本文简介：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摘要：本文部分选改自笔者为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新中译本所写的代译序。第一节对诺斯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短的介绍。第二节对《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第三节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制度研究和制度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韦森) 本文内容：
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摘要：本文部分选改自笔者为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新中译本所写的代译序。第一节对诺斯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短的介绍。第二节对《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第三节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制度研究和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尤其是对诺斯的最新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和他与一些合作者的新作“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一种概念框架”长文中的一些观点做了一些解读、评论和商榷。从诺斯2000年之后的一些新近文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越来越注重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内在关联机制，且越来越重视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
制度变迁
非个人化交换
心智构念
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一译“诺思”）以及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许多人目前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这主要是因为，诺斯的几本主要著作——包括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前都有过数种中译本，以至于诺斯本人的一些理论洞见，业已成了许多高校的经济学教师、经济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了。另外，除诺斯本人的文著大都有了中译文本之外，自1995年以来，诺斯教授也曾多次来过中国，并曾在北大、复旦、清华等高等学校做过讲演，宣讲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包括笔者自己，见汪丁丁，1992；姚洋，2002；韦森，1999a,1999b，2001，Li,2003）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诺斯的理论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ism）前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于1993年获（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的一些理论发现比较快地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因而诺斯本人也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于1920年11月5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父亲是一个城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少年时期，诺斯曾随父母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加拿大的渥太华、瑞士的洛桑以及纽约居住过，并在这些城市和地方读过小学和中学。后来，诺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在此期间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a
convinced
Marxist）。1942年，诺斯从加州大学获学士学位。据诺斯自己讲，他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期间，选的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三学位”（a
triple
major）。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诺斯加入了美国海军（U.S.
Merchant
Marine），曾作为导航指挥官（Instructor
of
Celo-Navigation）到过澳大利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在此期间，诺斯开始喜欢上摄影，并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随之逐渐确立了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志向。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斯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5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人寿保险史方面的研究。毕业后，诺斯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校任教，之后在1950年转到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执教，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60年升任为教授。1959年至1961年期间，诺斯曾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1979年秋，诺斯转教于美国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1981年至1982年，诺斯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被聘为美国制度研究Pitt讲座教授（the
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1983年，诺斯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任该大学经济系法律、自由和经济史Luce讲座教授。1984年，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建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其后的6年中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自1996起，诺斯荣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艺术和科学Spencer
T.
Olin讲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斯曾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7－1988），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Bartllett
Burnap高级研究员（1997－现在）。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h，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一种新经济史》（North,1974），《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h
p.95）也认识到，尽管决定社会与经济演化之关键的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都常常会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但是，无论是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故事，还是戴维的键盘经济学，在被运用到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中时，均有其局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均没有注意到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两种力量，即“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场”。诺斯还具体解释道，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制度是重要的，它将型塑经济的长期演化路径。然而，尽管存在着报酬递增，但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甚至只要市场交易大致接近于零交易费用的模型，那么，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又是断断续续的，并且在交易费用十分显著的情况下，被不完美信息回馈与意识形态所修改了的行为人的主观模型就将型塑制度变迁的路径。这样一来，不仅不同的路径会出现，低绩效的制度安排也会长期驻存，而且行为人由历史过程得来的感知也将反过来型塑他们的选择。讲到这里，诺斯（North,1990a,pp.
95-96）不无感慨地说：“在一个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里，行为人的不完美的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以现有的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观念、理论和意识形态——来辨识复杂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通过将制度渐进性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持续成长或持续衰退经济模式的长期驻存结合到一起来分析，诺斯（North,1990a,p.
99）得出了如下洞识：“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course）上，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
在第一和第二篇对制度、制度的构成以及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较详尽的理论探讨之后，诺斯在第三篇一方面对前两篇的理论分析不断进行总结和复述，另一方面则尝试用经济史的史实材料来验证他的理论发现。在第12章一开始，诺斯（North,1990a,p.
107）就总结道，前两篇的研究表明，“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在对他的制度及其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做了一些总结性的评论之后，诺斯转而对欧洲近代经济史上两个鲜明的国家实例进行了对比分析。诺斯发现，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英国。在英国，相对价格的变化曾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演进，导致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从而解决了财政危机，并于19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成了领头羊。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初始条件比较英国更为优越，但是，其内部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却是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资产充公，以及无保障的财产制度，最后所导致的历史结果是，西班牙经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中相对停滞了。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两个国家在近代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8]
这一问题非常值得从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角度进行反思。接着，诺斯还列举了在美洲近现代史上的两个截然然不同的例子：处在北美大陆的美国的经济社会演变历史是以联邦政制、政治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结构的私有产权制度为其特征的，——这些基础性制度结构鼓励人们建立资本市场，并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须的长期契约行为。反观拉丁美洲近现代经济史，人们会发现，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所继承来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结果导致其经济表现一直并不令人满意（用诺斯的话说，“这套制度和组织既不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维护政治与公民自由”——见North,2005,p.
144）。结果，在南北美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演化出来了两种不同社会发展路径，并在经济表现和绩效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这么鲜明的两条社会演化路径？其原因到底何在？诺斯（North,1990a,p.
117）发现，“在前者（指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引者注），一种促进非个人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个人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指西班牙和拉美国家——引者注），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在谈到非个人化交换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时，诺斯（North,2005,pp.
112）还在后来著作中一再强调：“英国的制度遗产为非个人化交换制度的生成（the
development）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而非个人化交换制度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根据对近代历史上的这些经济绩效迥异斐然的国家实例的对比分析，诺斯（North,1990a,p.
118）在第13章中再一次强调他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诺斯还在第13章较为详细地考察并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法律、契约制度与市场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部落之间的交换、北非的集市贸易（suq）、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Venetian
Mediterranean）、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香槟集市（Champagne
fairs）[9]，到欧洲中世纪的远程贸易，再到现代资本市场、金融和公司制度，以及其它复杂的非个人化的交换（interchange）形式的出现，等等。在这一章中，诺斯还分析了欧洲近代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欧洲历史的分析研究，诺斯（North,1990a,p.
122）发现，“有些经济体演化出了能促进第三方实施的发展的政治结构，还催生了象征着现代西方世界的复杂的制度结构。但即使是在西欧，也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化。有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就走入了死胡同，这是其政治－经济政策所造成破产或抑制生产性制度创新的结果”。诺斯最后认为，正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使欧洲各国在截然不同的初始条件的背景之下，经济绩效表现迥异，并使英国与西班牙走上了不同的历史演化道路。
那么，为什么英国在近代史上的经济绩效表现会如此突出？在最后一章，诺斯（North,1990a,pp.
138-139）再次强调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自13世纪初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时期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诺斯具体解释道，光荣革命的结果是“……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对皇权的限制，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的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结果，“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在后来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North,2005,p.
85）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道：“良序运作的市场需要政府，但并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存在一些限制政府攫掠市场的制度。因而，要解决这类发展问题，就需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从而为良序运作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同时亦能限制政府及其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权威。”
这样，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概念及其构成以及制度变迁过程的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结构完美，且既有理论论证也有翔实史实材料印证的多视角、大范围的分析，诺斯在这本不厚（只有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及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自这部著作1990年出版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再研读这部著作时，仍然感到他的一些理论发现的前沿性和前瞻性，仍然会从文本的解读中不时发现诺斯的一些真知灼见在那里，且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思。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部著作不仅已经是一部公认的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经济学经典名篇，而且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过程的所不能忽视的理论文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诺斯教授的这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当然，我们今天也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及其生成机制、内在构成、演变路径、影响因素实在太为复杂，以致到目前，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机理、动力和原因，我们仍然有许多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正如诺斯（North,1990a,p.
140）教授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段话中所言：“对于制度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就此而言，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尽管已经是非常精密细微且气势恢弘了，但是，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一样，也均是在基于这些伟大思想家自己的知识秉赋、理论进路以及语言文化背景所讲述的各自的不同“故事”，所述说的他们个人的理解。因而，对任何思想家所讲出的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故事和理论解释——包括像哈耶克和诺斯这样的思想巨人的制度理解和制度变迁理论，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地学习、细心地思考，并虚心地接纳其言之成理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必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怀疑、去反思，甚至去争辩、去批评、去做进一步的探索。我想，这也是诺斯教授自己的主张和意思。譬如，在这部著作最后一章的开头，诺斯（North,1990a,p.
131）教授就明确地说：“将制度分析清楚而直接地融入到经济史以及一般历史的书写（以及因而改变的阅读）之中，会产生些什么不同呢？书写历史，就是将随时光流转的人类状况的某些方面构建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种构建只存在于人类的心智（human
mind）之中。我们不重建过去，我们只是构建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然而，一部好的历史，其故事就必须要能给出一个一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它还应能紧守已有的证据与理论。对上面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回答便是：制度与历史的结合，比之其他方式，将能使我们讲出一个更好的故事。”
制度研究，不能离开历史材料的印证和历史的反思。反过来说，历史的研究若离开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导，将会是盲目的。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印证与他的历史比较制度研究的理论分析的精心结合，已经为学界的未来制度理论探索树立了一个耀眼的标杆。用诺斯（North,1990a,p.
140）教授这部著作结束语的英文原话来说：“The
promise
is
there.
We
may
never
have
definitive
answers
to
all
our
questions.
But
we
can
do
bette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