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亮的智慧、是我们到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读名著，发感想。自古至今名著一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不同时期的大家都对名著有所解读。然而我们写的读后感可能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可以从名著中吸取到一些自己受用的东西就好了，这也是名著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德伯家的苔丝》被称为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瑰宝，出版于十九世纪末，作者是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个耸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交界线上的忧郁形象”，托马斯.哈代。哈代以小说女主人公苔丝的悲惨命运替西方悲剧作了一个形象的阐释，苔丝足以“哀感顽艳”。
《德伯家的苔丝》描绘了一个纯洁女人的悲剧性毁灭。哈代在小说的副标题中称女主人公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公开地向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挑战。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个勤劳善良、美丽纯朴的农家姑娘，同时在她身上又有着可贵的坚强、自尊和大胆反抗厄运的品格。为了摆脱穷困，她的母亲打发她去有钱的“本家”亚雷家做工，结果遭到亚雷的蹂躏，失去了“清白”。此时的她不公要面对生活的贫困，还要抵御“道德”的压力。她来到牛奶场当女工和来自城里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安玑·克莱尔真心相爱了。新婚之夜，苔丝为了忠实自己的丈夫，向克莱尔讲述了自己以往的“过失”。表现了很高的道德的勇气。当丈夫不能谅解，幸福已经破灭时，她又忍住痛苦，咬紧牙关，毅然地独立谋生。在对待亚雷的态度上，苔丝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价格尊严。亚雷百般引诱，她不为之所动，并明确表示厌恶。最后，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这个毁了她一生的仇人。这一切也导致了苔丝悲剧性的一生，并让她最终走向了毁灭。《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性因素是深刻而又复杂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单独去论述都是有危险的。所以本文在论述时，就试从苔丝女性悲剧的社会、性格及其必然性等方面，对苔丝的女性悲剧进行探讨。
苔丝女性悲剧的社会因素
女性主义认为自从女性传统地位丧失以后，特别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妇女生活便进入父权主义一统天下的漫漫长夜。女性作为男子的附属物和点缀物，其自然属性沦为被奴役的对象，女性被当作一个不完整的存在而遭到以男性为权力核心的社会的压迫。她们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她们为寻找自我和刻社会承认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最终多以悲剧而告终。在不同的社会层次和心理程度上沦为男权文化的牺牲品。
哈代的创作时期是一个充满变化、动荡的时期。当时英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和危机。《苔丝》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一些最严峻的问题的关切和同情。哈代在书中描绘了新兴的工业化和都市文明给古老、乡土的威塞克斯地区带来了冲击，揭露了禁锢众思想、强调贞洁、压抑妇女社会地位的虚伪道德。
主人公苔丝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在自给自足的小家经济不能维持的条件下，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偏见。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尔对她的遗弃，使她精神上遭到更沉重的打击，失掉了生活的信心，终于成为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牺牲品。
在人与环境激烈的冲突中，苔丝的命运必然是悲惨的。苔丝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侵袭到农村并毒化社会气氛的维多利亚时代。她虽然勤劳善良、聪明美丽;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无权无钱的工人，社会地位低下，自然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压迫和凌辱。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那些自食其力的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都不得不随之破产。苔丝家中的老马被邮车撞死后引起了家中经济生活的改变。在无路可走之下，苔丝不得不委身亚雷。可见，苔丝的悲剧命运和她的经济贫困紧密相连。这是其一。其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也是导致苔丝悲剧的一个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律制度都是以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承认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权力为前提的，是为维护其xxx统治服务的。亚雷在乡野称霸，为非作歹，却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苔丝却被判处死刑。这正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xxx性，表明下层阶级的小人物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得到公正待遇的。其三，苔丝的毁灭与伪善的宗教也紧密相连。亚雷这个伪善的人物揭露了伪善的教。他是依靠商业致富的资产者和暴发户，是一个“肉欲的人”。他设下圈套引诱了苔丝，却利用《圣经》的典故把责任推到苔丝身上。后来他还居然变成了一个劝人行善的牧师。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只是xxx统治阶级麻醉、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马克思曾经指出：“基督教带有假仁假义的烙印。”宗教为资产阶级凌辱和玷污妇女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其四，苔丝也是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牺牲品。作品中安玑就是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体现者，他虽然是个有开明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心理深层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他自己也有过放荡行为，并得到苔丝的原谅，但他却不肯原谅原本无辜的苔丝。本阶级的印记仍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深处：认为“身份不一样，道德观念也不一样。”还用传统的贞操观来看待一个女人的纯洁与否，对苔丝没有丝毫的同情，置苔丝于痛苦绝望之中，使苔丝又被迫回到亚雷的身边。安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把苔丝推向了悲剧的深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接给苔丝带来不幸的亚雷，不仅是粗鲁卑俗、胡作非为的乡间恶棍形象，而且是虚伪的宗教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表。苔丝再次和亚雷见面的时候，亚雷居然已经当上了牧师，向农民滔滔不绝地宣讲圣经。作者通过亚雷形象的塑造，毫不留情地暴露了英国社会的黑暗和宗教的虚伪。
由此可见，苔丝的悲剧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因此苔丝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苔丝女性悲剧的性格因素
亚里士多德曾不无歧视地为女人下了这样的定义：“女人之为女人是因为她们的身体缺少某些性质，也因为这些天然的缺陷而遭受痛苦。”对女性而言，在以男性利益为主导的社会里，即像是以惊人的毅力付出令人难以承受的牺牲，也很难维护自己的人格。她们或是沦为男性的享乐工具，或是被奚落、冷淡和伤害。
苔丝是哈代塑造的一个全新的妇女典型。她有着双重性格。一方面她敢于反抗传统道德和虚伪的宗教;另一方面又不能长度摆脱传统道德对自身的羁绊。特别是后者与她的悲剧命运直接相关。
首先，造成苔丝悲剧的性格方面的因素是大自然赋予她的纯朴，这本能的纯朴使她不能与人面兽心的亚雷相处，也使她不能向心爱的人隐瞒自己的“污点”，因为她没有沾染多少文明，所以也就缺乏功利的计谋。她的纯朴的本能超过了人人与生俱来的保存自己的本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她的悲剧，自己是家民的女儿苔丝的祖先曾经是显赫富有的贵族，但到19世纪后期，家族衰败，到她父亲这一辈时，家境变得贫寒。在偶然得知家族背景后，苔丝的父亲为自己的高贵出身而得意洋洋，朴实的德北太太也为丈夫的出身而沾沾自喜。与此相反，苔丝却厌恶父母的庸俗，鄙视这种高贵出身，坚持认为自己是家民的女儿，是先靠自己劳动谋生的，“我本是爹妈养的，我的美貌是我妈给的，她不过是一个挤牛奶的女工罢了”;同时苔丝坚持姓平庸的德北(Durberfield)姓，而不愿姓高贵的德伯(Durberville)姓;当克莱尔提议苔丝改姓德伯，以提高她身躯地位时，苔丝断然拒绝了，以上这些都充分表现出苔丝的质朴，纯真，鄙视门第观念，以劳动为荣的高尚品德。苔丝吃苦耐劳，勇于牺牲，无私奉献，她的家境贫寒，又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很早就帮母亲操持家务，任劳任怨。为了家庭，她宁愿牺牲自己。当一家人流落荒野，处于危难之中时，她毅然选择了与亚雷再次同居，但此时她并未因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受到腐蚀，自始自终心中只有克莱尔。苔丝对爱情忠贞不渝，她对克莱尔的要求，不找他少写。为了他，她不惜剪掉自己的眉毛，把脸裹起来，把自己扮成一个丑女。这些都表明苔丝对克莱尔的忠贞不二;她对克莱尔非常崇拜，认为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男性，是智慧的化身，把他看作天神一般。苔丝蔑视宗教，对宗教持有怀疑态度，当她失身后，改变了对宗教的看法，她不管教规，自行给其私生子洗礼，当牧师不承认此洗礼并不允许按教义埋葬死婴时，她说：“那么我不喜欢你了，我永远也不上你的教堂去了。”从此与宗教断绝了联系。在苔丝当时所处的19世纪后期，法律禁止男子与死去妻子的姐妹结婚，但她蔑视这一法律，认为这一教规跟她早已毫无关系，所以希望丈夫与妹妹日后能共同生活。
另一方面，由于苔丝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残存于农民身上的某些旧道德和宿命观点使她在反抗传统道德时出现了软弱的一面。她在受到世俗舆论、传统道德迫害的同时，又用这一道德标准来静观自己，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她把自己看作一个罪恶的化身”，“她老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她的情形，不敢抬头见人“，她比别人更不能忘记自己的耻辱。苔丝正是这样用一张自己织成的道德罗网把自己束缚起来。其实，她的自我束缚意识有其深刻的历史基础，是整个社会意识的具体表现。苔丝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个人，必然会形成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她的思想和行动也必然会受到时代和社会意识的制约。
苔丝认为自己失身后，已是一个罪人，没有资格也不配作克莱尔的妻子。苔丝认为失身是一种罪恶，因此“失身“这一罪恶长期折磨着刀子，压抑着她。她认为在肉体上亚雷才是她真正的丈夫，也就是说，在名义上她是安玑·克莱尔太太，但实际上是亚雷·德伯太太······这些都充分反映出苔丝的道德保守性。尽管人物性格在控悲剧中越来越重要，但导致悲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往往不是性格本身，而是原始形式或变化了的形式的命运。苔丝以失去自我为前提，对克莱尔极度崇拜，极度忠贞。在前面，苔丝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中已提到了一些内容，文中她说：“我一定象你一个可怜的奴隶一样，绝对地服从你，就是你让我死，我也不违背你。”“你所想的也就是我所想的——我对于一件事自己并没有主意，只是你怎么想，我也怎么想。”正是这种思想，这种保守性，加重了苔丝命运的悲剧性。
苔丝命运悲剧的必然性
苔丝的悲剧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和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在作品中，哈代通过设置许多偶然巧合的情节让人感到苔丝的一生好像都由命运作祟，是命运把她一步步推向悲剧的结局。其实不然，因为偶然性与必然性紧密相连，偶然性是许多社会必然性与自然必然性的交叉点，是必然性的一种反映。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苔丝，其悲剧命运是社会规律的必然反映。哈代在作品中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暗示了苔丝的悲剧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他通过法律判处苔丝死刑的描写，把主人公毁灭的真正原因从神秘的命运移到了现实世界。卢那察尔斯基曾指出：天命是由种种社会情况、疾病、灾难等幻化出来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现象。可见，导致苔丝悲剧的不是盲目的无从追究责任的命运，而是环境和社会的力量，也是必然的。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硕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竖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能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省略、激情和灵感，是他有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当不幸和苦难降临时，苔丝仍然做殊死的抗争，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超越它们，显示出超常的精神力量、惊人的生存欲望和抗争精神，把人的生存本质、人的自由意志和生命力提升到超然的高度。虽然命运使纯洁的苔丝被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道德打入深渊，也仍未就此屈服。其悲剧色彩也就更加浓重。
通过对苔丝这一女性悲剧形象的阅读，我们对当代妇女解放运动和新女性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综观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阶段，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女权阶段”。女性渴望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要求在象征秩序中获得同男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如选举权、同工同酬，职业认可。中期的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已不再局限于争取上述权利。她们一反初期注重平等的态度，转而强调女性与男性的“性差异”，并以此差异否定男性象征秩序。倡导女性的经验由女性自己来书写。进入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强调“女人”为特征的新女性主义。它不再固着于男女间的对抗和女性一元论。而是提出了多元论。强调男女文化话语的互补关系;注重女权、女性、女人的统一性。伍尔夫说：“一个人，如果是个纯粹的男人或是妇人，那将是天大的不幸。无论任何人，都应当是一个具有妇人味的男人或是一个具有男人味的女人。”那么，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构建“统一的双重性别角色”当成为文明进步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终奋斗目标。
哈代以满怀的同情和高度的良知给我们展示了苔丝这一饱受社会压迫的女性悲剧形象。他饱蘸同情的笔触所到之处，让我们窥见了男权中心社会里妇女的生存状态。而他所塑造的苔丝这一令人心疼和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地域性解读，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妇女生存状态的反思，更是启示，对当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样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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