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这本书，是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所著。当时的背景是为美国处置战后日本提供决策与指导。这本书贯穿始终地介绍了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的性格。并分析其性格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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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节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提出了：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而人类的细小行为，也全部是有其内在的系统性联系的。而在这基础上，各国民族就会形成各国民族所特有的基础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视作理所应当。结果就是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无法被正确 的互相理解。因为本民族的学者在尝试描述本民族的特点时，先天的就无法意识到一些本民族的特征，而将其视作所有民族的共同特征。
因此，如何在已经建立了符合母民族的三观的基础上，去正确的理解、不带偏见的认知其他民族的基本背景，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他民族的文化习惯，融于他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并非一个来进行考察的外民族学者所能了解。
举例来说，日本人相信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物质，在缺乏粮食时，反而要求通过体操来振奋精神。并且，日本人相信英雄飞行员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战胜肉体的死亡。看到这样的报道，美国人会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荒诞奇谈。然而在日本人的世界中，这是完全合理的。日本人生活在一个精神决定性的，稳固而早有预料的等级制世界。所有的意志都来自于自己，而非外人强加。这种精神决定论也容易让日本人觉得死亡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而反而认为对病患的照料，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干扰。这也是日本军人总是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
但日本人同样有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一面，那就是当他被俘虏后，往往会认为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完成了身为日本人的义务。接下来，就应当服务美国人，执行美国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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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等级制，其核心在于各安其份。这也是日本人习惯的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是上下森严的等级制度，然而下层阶级并不是一种完全被压榨的状态，因为下层人同样有他自己的权利。整体来说，日本等级制度，是将巨大的权利授予了上层人，但同时又使用日本人所特有的“耻”来实现对上层人的要求。等级制是明确而稳固的，但同时对个体而言，又是灵活而可变动的。
相比较而言，与中国春秋时期执行的国野之分颇为类似。即权利与义务相对等，野人不具备政治地位，但同时也不需服兵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扩大化，导致了大量对野人的征兵，最终实现了这种原始等级制的解体。而在日本，由于当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战争形式的不同，这一等级制被一直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
如果从等级制的演变来看：日本的等级制由于社会结构较为稳定，天皇万世一系，采取了一种温和改良的方式进行了转变，实现了等级制度内的上下阶层的交流与互相权利的保障。
而中国的等级制由于在夏商周的朝代交替中均使用了武力，为这种朝代交替做相应的政治法理的解释，就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变更。因为不再存在一个 万世不易的“帝皇”了。这就是中国政治中的 君权天授，以及 民为贵思想的一部分由来了。其后随着陈胜吴广起义，这种原始等级制，就逐渐演化为汉朝的 天人感应思想，即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来规范皇帝的行为。而皇帝也并不需要直接对臣民负责，他只需要对天负责就可以了。而只要皇帝的行为顺应了天意，则自然就会风调雨顺、繁荣昌盛。如果发生了灾害或者乱象，都是因为皇帝与天的交流不畅。这一体系可以说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的皇权的重要限制，但在其后的演化中，也发生了重大的畸变。
再对比考虑一下美国的统治理念的法理由来。从书中看来，作者认为美国人最为重视的基础理念是契约制度与人人平等。而这两点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般来说，这两种基础理念的由来，被认为是在美洲殖民地建立之时的初创者们建立的，最初可以溯源到英国的大宪章，体现在美国的 独立宣言之中的精神。如果考究其实际的社会背景，则是因为美国最初的移民者，大多以无产者、流放犯、淘金者、海盗为主。在这样的环境中，欧洲上千年历史中所培养起来的贵族等级制，确实也就无以为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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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古代向现代国家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奠定了许多延续到今日的政治体系与理念。明治维新改革家并不是一群革命家，他们的目标非常的着眼于实际，关注的 是如何建设强大的日本。而这一建设过程，也体现了前述的等级制精神：即各位“阁下”各司其职，社会就会平稳运转。政府具有极大的权利，而不受民众的直接监督，政府被视为 善的代表。然而，这并不代表政府就可以完全随自己的心意来进行执政，而是非常注重于倾听民众的声音，并不会硬性推广某项政策。其核心依旧是等级制的“各安其份”，所以上级也会尊重下级所具有的权力，并给予自由。在宗教方面，神道教被视为一种国家宗教，并超越其他宗教。神道教被视为一种国家的意志象征，而非个人的宗教信仰。日本神道教与日本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至少在二战之前是这样的）。
明治维新同时培育了现代的日本军队的原始精神与信念。来自于军队的高级地位。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擅自行动，就属于这种特殊地位与日本的等级制所结合后产生的后果：即日本关东军具有自己的权力，但当他们超越自己的界限去行动时，大本营也就默许了这种结果。其原因在于，日本人倾向于将这些涉及到特权的问题，保留在每个部门自己的手中。当然，关东军的这种独走如果失败，那么大本营也绝不会为此负责，而制定此行动的关东军相关人士，则应当剖腹谢罪。
明治维新将古代日本的道德体系进行了一次重构，将其与现代社会的体系进行了重构，并实现了在20世纪初期的飞跃式发展。这一伦理体系具有日本自身的特色，并很难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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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与义务，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中，最为关注的观念。不少去日本的中国旅客会表示，日本人经常给人以一种表面彬彬有礼，而内在异常疏远的态度。这其实就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义理”、“恩”之上的不同理解所导致的。在日本人的眼中，每个人每天都受到了社会、群体的巨大恩惠，并且，这种恩惠被视作一种负债。这就导致日本人极端的不愿意施恩或受恩。义理与义务的区别在于，义务是天生，且永远不能报偿完毕的。日本人认为，一个人能出生在日本这个国家，是天皇所赐的极大恩典，是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的恩惠，并永远无法被偿还干净,这就是“义务”。同理还有父母对子女的恩惠。义理则略有不同，对老师、主人（上级领主）、近亲的责任、对帮助自己的他人的责任，对自己的名声的责任等。这些责任被认为是可以清偿的，但往往反而是更难完全清偿完毕的。
在中国道德体系中，在上述这些责任以外，有一个至高的“仁”。这个“仁”往往和前述的 “天”有关，被视为是一切美好品德的含义。而君主的重要责任，就是要行“仁义”。而在日本的道德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代表至高统领的“天皇”。而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个至高的道德，就是所处社会的环境带来的“耻”的压力。也就是说，许多在中国被视为正确的行为，在日本是行不通的。举例来说，母亲偷走了儿子从村民处筹集的钱，儿子不但不能揭发这件事，还必须自己一力承担，并且，在内心中也不能谴责母亲；母亲要求儿子和媳妇离婚，儿子同样必须遵循孝道，和媳妇离婚。乍一看来，这似乎是对儿女的干涉，但在日本，这是一种苦难的考验。儿女非常愤懑，但却必须遵从。所以在日本，老头（家长）是可以和地震并列的最可恨者。同理，家长在具有如此大的权利的同时，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祖先的恩，转移给子女。并要求一家之主必须能够将一家之中的所有人照顾好。
所以，在日本国，天皇并不会被视为 国民的父亲，因为在日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崇高的词汇。天皇是一个更高的，离开世俗的“至善之父”。天皇是至高的象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的发言，而只能使用“鹤音”来表达模糊的意义。从而获得永远正确的地位。并成为日本国道德评判标准的至高点。日本人说对天皇报恩，就类似于美国人说忠诚于星条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二战中的日本投降后的转变就变的易于理解。因为社会的最崇高之人表达了投降，则全日本的人都表达了服从。因为日本人的最大的义务，就是偿还天皇的恩。因此，无论是二战期间的疯狂的日本军人，还是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军人，都非常完美的解释了在日本道德观中的“忠诚”。
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义务，主要指对天皇与父母的义务。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更加常见而指导生活的，是有限债务--义理。日本曾有一条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日常生活中，除非负有相应职责的人，其他路人的插手或帮助，容易被视为想获得“恩”。也是因此，日本人往往并不会积极的帮助他人。这是因为日本人设身处地的替对方着想，避免对方感觉自己给予了过大的恩惠，而感觉无法偿还，感受到羞愧和耻辱。
发自内心的行动，均不能被视为“义理”。也就是说，义理是迫于社会的压力，而不得不执行的行为。最典型的，就是男性入赘的事例，入赘后，他就必须为养父的利益而奋斗，哪怕是与生父作斗争。古代社会所推崇的义理，常常表现为武士对主君的忠诚或是为自己的名誉的复仇，而在近代日本，义理已经完全的变为一种对所受恩情的报答。这种报答是强制性的，因为如果不报答，就会感受到社会的压力，而变得受辱、羞耻。对比美国人来说，日本人发现自己无法报答义理的心情，就和美国人借贷而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心情一样。另一点相似之处，就是这一义理，同样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
日本的道德观要求一种克制与冷静。这是对日本人的名声的要求的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人人平等是获得尊严的基础，而日本人则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谨守本分才是获得尊严的前提，等级制并不会导致下层人民丧失尊严。同样存在巨大差异的就是竞争，美国人在竞争状态下会有更好的产出，而日本人则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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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象征物是菊与刀。菊花是洁净的象征中国人的日本观，因此不能沾染一点污泥。对日本人来说，受到其他人的侮辱，就必须予以报复。这种报复可能在外国人看来是夸张的，但却确实是日本的一种作风。然而，忠诚于主君是一种义理；如果收到侮辱而对主君进行报复，同样是一种义理。更加绝妙的是，这一报复既可以通过对对方的复仇与已完成，也可以对自己进行鞭策予以完成；最激烈的形式也包括剖腹。这在外国人看来就变的更加不可理解和匪夷所思了。但归根到底，就是日本人必须保持自己的名誉，相反，并不在意某种具体意识形态或者信念。名誉，就是日本人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既可以尝试武力征服世界的路线，也可以尝试建设经济发达社会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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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非常多的压力与约束。前述的义理，正是最大的一种。但日本人也有其特殊的开放性的一面：即“人之常情”。日本的小孩受到的约束非常之少，可以度过快乐的童年，但随着他们的年龄的增大，则逐渐受到父母的教导与约束，受到周围社会的约束，明白了习惯与约束的道理。但这种处处有约束，有习惯的生活，是具有巨大的心理压力的。日本人在这一方面，同样保留了“人之常情”来放纵自己。肉体享乐被视为无关于家庭责任或社会道德的一种“私人领域”的生活空间。同性恋、情妇、酗酒都被日本人视为是私有的活动，而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但同时，日本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大量的沉溺于人之常情，则证明这个人是缺乏坚强意志的人，而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所最赞颂的美德。具体来说，日本人会认为，承受住了种种考验，有着坚定的意志的人，就是最完美的人，而这样的人的结局是否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并不重要，因为承受住了种种考验，就足以证明主角 的精神之崇高。而这种以坚定意志履行义务或义理的行为，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如果某人经受住了这种考验而践行了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就是最幸福的。而不在于其现实的生活是否苦闷或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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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实现某项目标时，就会为了这项目标去接受一些考验，或提升自己的技术。而在日本，个人的自我修养，并不是一种达到目标的过程或者手段，而就是目标本身。日本人会认为，某项目标和其对应的训练是一体的。训练过程就是到达目标所必须的 “人生体验”。这种“戒急用忍”的心态，使日本人有更强的忍耐力。这种对自身驾驭生活的能力的修炼，就是日本人的磨刀的过程。日本人的修养。被概括为“圆熟”、“无我”、“悟”、“一心”、“精微”等等。然而这些说法都只能逼近而无法直接的阐述日本人的修养的要求。日本人的精神训练，其目标是通过某些肉体或者精神的活动，最终自行开悟，获得如何探索宇宙与真理的方法。而在我们现在看来中国人的日本观，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监督与自我监视。日本人对此的最高要求，就是“像死人一样活着”，即一个人，以“无我”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消灭了一切恐惧与自我监视，而一心为了他自己的目标前进了。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当一个人处于无意识状态时，人性是本善的，他会自发的去做正确的事。而社会的“耻”这种义务与义理的约束，有时只会是一种束缚。而在美国，人性往往被认为是本恶的，需要时刻受到良心的约束。
日本刀的特点，就是锋利而易断。在日本道德中，死亡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事。武士刀需要常常擦拭，才能保持光洁，而日本人的内心的意志，也需要时刻的练习来保持自己内心之刀的光洁。日本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与约束是最多的；而相反的是，美国人对成年人的约束是最少的。这正好也是两种社会所崇尚的生活状态，日本人认为受约束的状态才有助于“自我负责”，即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职责，时刻擦拭自己的心理之刀。这把刀就是自己的意志。只有时刻对自己负责，承担自己的弱点以及行为的后果，才能不断坚强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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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道德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不具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观点。日本人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周围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日本社会的道德导向发生了变化，则每个日本人就会非常顺畅的随之发生转变。表现在现实世界中，就是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国主义被认为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被使用时，日本人就会为此牺牲一切；而当发现这条道路不切实际后，日本人也能迅速的遵循自己的目标，去获取其他国际的尊重，只不过是采取完全和平的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外国人可能会对日本人的罪孽表示愤慨，而在日本人自己看来，其实军国主义和入侵他国并不是一种罪孽，因为这并不是日本的目的，日本的目的是输出自己的文化，建立一个新的，基于日本等级制的国际外交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日本人并不总是残暴的，当他们对待俄国军队时，他们按照日本的道德观给予了很高的尊重；然而当日本军队面对中国和美国军队时，由于他们感受到了某种“受辱”，他们就采取了极为激进的报复性行为。尽管这种“侮辱行为”，在中国和美国看来，是完全正义和理所应当的。例如华盛顿体系中，对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变的相关行为，在中美看来都是符合国际准则的正常行为，在日本看来，则是他受到的奇耻大辱；日本人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图对东北进行“满洲”化改造，则被中美视为对国际准则的严重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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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开展了民主化改造。这一过程是日本继明治维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作者通过对日本社会的特征的分析，认定了这一改造将较为顺利的完成，并会是日本提升国际尊严的一次良好机会。
菊与刀一书，是作者对日本社会组织伦理的一次剖析。应该说，写的非常浅显易懂。然而，由于读者、作者、被描述的日本社会的文化模式，都有着层层的隔阂，因此，也只能说是一次雾里看花式的学习。尽管如此，这本书，也非常深入的阐述了一些日本文化的特质，并部分的解答了日本人的性格的两面性，可以怯懦也可以勇敢；可以有礼也可以自大；可以盲从又不会轻易服从。这种复杂的日本人的性格，也正是从日本人的社会生活的细节与仪式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