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经营行为及监管办法分析 本文关键词：监管，办法，经营，分析
微商经营行为及监管办法分析 本文简介：微商经营行为及监管办法分析摘要：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借着互联网+这个东风，得到迅猛发展。目前使用微信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微信用户利用微信进行社会交际，也利用微信进行经营活动，这就催生了新的经营者――微商，这种新型业态也考验着监管部门的智慧。关键词：腾讯监管微商一、微商与传统电商的区别微商是指通过使
微商经营行为及监管办法分析 本文内容：
微商经营行为及监管办法分析
摘要：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借着互联网+这个东风，得到迅猛发展。目前使用微信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微信用户利用微信进行社会交际，也利用微信进行经营活动，这就催生了新的经营者――微商，这种新型业态也考验着监管部门的智慧。
关键词：腾讯
监管
微商
一、微商与传统电商的区别
微商是指通过使用移动终端，利用移动社交平台，在特定的范围内从事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作为由电子商务中分离出来的
种新型网络交易方式，微商相较普通网络交易具有诸多新颖之处：(1)商品销售者经营载体不同，普通网络交易依托知名电商平台，微商依托社交软件。(2)消费者范围不同。普通网络交易以网络店铺为基点，向所有人作出邀约邀请。微信交易以个人账号为点向其好友小范围发出要约邀请。(3)交易平台规则制度不同。普通网络交易采取实名登记、缴保证金、信用评价、第三方支付等形式经营，但微信交易则没有以上限制。
二、微商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1)微商经营前期虚假宣传――扰乱市场秩序
在微信营销中，商家高调宣称自己的商品物美价廉，甚至吹嘘成名牌产品，这些虚构商品品牌、商品功能和经营者资质等行为，极易引起消费者误解，产生欺诈消费者的事实。
(2)微商经营中缺乏诚信――商品质量难保障
微商在前期通过图片+文字+语音等方式宣传商品，打动买家但缺乏有关产品参数和产品评论的详细信息，所以消费者很难了解商品的真实质量，一些不良商家便趁机仿制并销售些假冒商品或者三无产品来欺骗消费者。
(3)微商售后无保证
消费者维权艰难。
微商没有主体资格证明、经营信息超二次以上分享，这些导致经营者的主体身份呈现虚拟化特性，再加上消费者缺少消费凭证、受害者随时会被删除、拉黑，从而使消费者维权十分困难。
(4)：微商营销模式――走在传销的边缘
微商营销通过尽可能多地添加好友，从而圈养出潜在的受众群体，同时通过刷屏来强化印象，但其本质有依靠发展下线、人头购买产品再对外进行销售的嫌疑。传统实体销售、电商都是以商品为中心，把商品摆在货架或者网上，想尽办法摊销或促销，而传销和微商是以关系为中心，销售对象是周边熟悉的、有联系的人，其本质是把关系转换成金钱。
三、微商经营行为管理应多措并举
微商经营中自律缺失、监管缺失只能让微商倒在春天里，只有多措并举才能寻找到针对微商管理放与管的平衡点。
(1)微信平台应加强微商监管
腾讯微信平台目前已经发布了《微信朋友圈使用规范》和《关于整顿非法分销模式行为》两个制度，通过采用封号来限制好友人数和优化发展下线分销模式，下步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强化。
第一：平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腾讯作为微商媒介载体不可一直强调自己的社交属性，不能片面认为很多交易是通过朋友之间私下完成，和平台本身没有关系，应承担起作为平台提供方承担的社会责任，况且这个责任还是依法有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明确要求提供服务的平台运营商应当承担网络平台提供者的管理责任。
第二：微信平台应优化运营模式
首先：微信平台应当进步细化交友、商业两个属性。通过细化达到社交圈与商业圈既有交叉又有分别，既满足人们感情联络的需要，也切合人们消费购物的需求。其次：微信平台应嵌入专门的电商平台，建立微商准八制度。最后针对微信商业行为，应建立微信商家诚信评价制度。
第三：平台应强化制度方面建设。
在制度层面，平台运营方要完善侵权投诉机制、违法行为举报机制，建立售假和违法行为监测系统，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防范假冒伪劣产品，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监管部门加强微商经营行为监管
微信、微商作为腾讯的新兴支柱业务，仅靠自律性整顿难以做到自身革命的彻底性，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
第一：执法部门应建立微商数据库
工商部门应以《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21条确立的经营统计资料报送制度为基础，从微信运营商处取得属地企业和个人从事微信交易的有效信息。将交易信息数据和已有的网络经营主体数据库建立关联，形成可供利用的数据资源
第二：强化执法监管，规范经营秩序。
首先推动微商行业执行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和实名制登记认证工作，使微商经营主体清晰可查。其次建立微信营销行为监测系统，该系统与已有的工商网络监管系统实现对接，对从事违法行为的微商采取注销账号、屏蔽交易链接等科技手段，阻止违法经营行为。最后对有关投诉举报，及时采取工商介入、平台配合的方式开展调查、处理，并进行披露和通报。
(3)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法律。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并公布了《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但整体而言网络交易的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需要继续细化、精确。第一：细化相应法律法规。例如：《禁止传销条例》自2005年开始施行，鉴于当时还未出现微信这种社交工具，对这种新型传销并未涉及，条例规定了八种查处措施，很多措施无法适用微商传销，这些都需要进步细化。第二：通过扩大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体的方式，将微信交易正式纳入消法调整范围。对于消法所限定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进行扩大解释，应明确将新型社交软件买卖交易行为及其主体认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畴。
篇2：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关键词：新农村，农业生产，监管，模式，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简介：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reaserchonsupervisionmodeinruralMeansofproductionundernewruralconstruction摘要：建设和谐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模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内容：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reaserch
on
supervision
mode
in
r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under
new
rural
construction摘
要：建设和谐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模式的比较，分析了政府主导型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第三部门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正相关”和市场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负相关”。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构建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监管模式，实现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协调、可持续的正相关”。关键词：农业生产资料；
监管模式；
比较研究Abtract：
To
build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al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e
must
emphasize
the
supervision
on
rural
Means
of
product
with
“weak
correlation，
irregular
correlation”
of
proceeds，
No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upervision
behavior
with
“strong
correlation，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proceeds
and
market
supervision
behavior
with
“strong
correlation，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procestruction，
build
up
a
multi-supervision
mode，
implement
the
supervision
behavior
with
proceeds’
“harmonious
continu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Key
word:
R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Supervising
mode;
Comparative
reaserch新农村建设中，要想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以农民为本，以农业为基，以农村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力度，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护农民利益。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机及零配件和渔机渔具，这些农业生产资料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资的质量、数量、价格、服务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第二，建立生态绿色农业，保护农业弱质产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农产品的质量，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好坏影响初级农产品的质量。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它的质量高低会大大影响动物的肉质的好坏；第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农业生产资料如一些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可能会影响到生物种类、质量、数量等，甚至会导致生物的变异，危害生物伦理和生物种的多样性；第四，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非典、禽流感、苏丹红等都与食品有关。而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从农田带餐桌整个过程，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不合格或不正确使用导致的。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反思、重构以往的监管模式，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监管。1
动态契约理论——从传统社会契约论到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第三部门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第三部门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农业生产资料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第三部门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多元监管模式。2
监管模式比较——三元主体下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分析2.1
主导型监管模式：政府监管成本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
新农村建设中，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到农民利益的保护，关系到绿色生态农业的建设，关系到弱质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食品安全源的控制。所以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供给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能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农业生产资料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和不规则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农民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第三，政府监管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有效监管。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政府监管的组织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农民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
2.2
基础型监管模式：农民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非正相关”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农民都可以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其中农民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利益关系最大，所以主要分析农民监管模式。农业生产资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是“强相关”，他们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基础力量；农民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农民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虽然农民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他们和农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民获得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时收集所有相关的信息；另外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农民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农民自我鉴别，不具有可操作性；农民提起农业生产资料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举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农民在举证方面也很困难，增加了农民的诉讼成本；农业生产的战略地位，一旦发生事故，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都论证了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2.3
主体型监管模式：第三部门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正相关”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用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主要是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促成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第四，专业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优势，需要第三部门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益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公众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时具有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第三部门具有民间性和准公共性，可以通过参与机制，运用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方式来影响国家立法，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参与，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农民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质量、性能和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威，增加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执行成本；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增强了供给主体的创新动力；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3
监管模式整合——政府主导下多元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构建3.1
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监管成本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正相关”通过对以上三种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可以构建出一种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它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第三部门监管为主体、以农民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监管行为与收益“协调、可持续正相关”。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是对已有的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第三部门和农民对立法的积极参与，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实现监管收益的“协调正相关”；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在国家、第三部门、农民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低成本的向农民公开，农民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相关信息，利益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信心指数；第三，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三元主体的竞争，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促使监管收益的“可持续正相关”。3.2
路径选择：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的具体构建3.2.1
加强政府在农业生产资料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新农村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一，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合格的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是确保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具备的生产、储存和检测条件，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立项、技术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缺乏统一的农业生产资料基本法，这些法律停留在行政管理层次，很多规定有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并且不具有操作性，导致无“法”对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第三，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时，拥有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法律和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3.2.2
健全与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的组织体系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为新农村建设、农村的和谐发展提供组织保障。第一，提高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求，并且法律地位不高，往往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第三部门将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农业生产资料管理权限回归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农业生产资料标准的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检测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风险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信用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第三，加强对第三部门监督和约束。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第三部门常常出现“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现象，可能被一些食品利益集团“捕获”或者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丧失它应有的公正性、公益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建立对第三部门的监管约束机制来保障其利益协调功能的实现。我们对第三部门的监督约束主要包括外部监督机制、第三部门的同行互律机制以及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自律机制。3.2.3
确保农民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建立农民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保障农民的市场活动主体地位，建立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第一，确保农民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相关第三部门的监管，都必须保证农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这样才能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农民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政府部门反映、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民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提高农民监管的动力。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价格、性能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农民有能力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减轻农民在农业生产资料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农民的民事赔偿标准，使农民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三，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保障机制。无论是法律上规定的农民消费者权利，还是建立相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目的都是最终实现农民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建立农业行业相应的社会保险、企业赔偿和国家救助等制度，使农民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实现农民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性监管。参考文献：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A]．王全兴．经济法论丛[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7-28．杨龙，王骚．政府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126-128．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5-14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译，商务印书馆，1982：145．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协调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130．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8-79．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47．
篇3：2020年上半年银行综合监管工作总结
20XX年上半年银行综合监管工作总结 本文关键词：工作总结，上半年，监管，银行，综合
20XX年上半年银行综合监管工作总结 本文简介：20XX年上半年银行综合监管工作总结[1]20xx年，我在党组的领导下，在金管、计统、农金等监管专业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协助行长较好地完成了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履行了自己在分管金融监管综合岗位的职责。总结回顾一年工作现述职如下：20xx年我继续负责综合监管的全面工作。为充分调动该股职员的整体工作积极性
20XX年上半年银行综合监管工作总结 本文内容：
20XX年上半年银行综合监管工作总结[1]
20xx年，我在党组的领导下，在金管、计统、农金等监管专业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协助行长较好地完成了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履行了自己在分管金融监管综合岗位的职责。总结回顾一年工作现述职如下：
20xx年我继续负责综合监管的全面工作。为充分调动该股职员的整体工作积极性,实行规范化管理,，年初我就安排对综合监管人员进行重新组合,做到岗位到人,责任分工明确的工作管理体系,经常参加综合监管每周定期召开科务会,安排布置的各岗位工作，及时沟通情况。通过上述举措,2004年综合金融监管工作又有新起色,内控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较好地解决了人员不稳定的问题。另外，我与监管股负责人按《金融监管责任制》和行内制定的《量化细化实施细责》，把每一个被监管专业、每一项监管责任真正分解落实到人。按时完成了监管责任的分解落实工作，从而明确了监管人员的具体分工和职责。做到了：人员落实、制度落实、责责落实、任务落实、检查落实。认真按季进行考核，将每个人员岗位责任与目标化管理结合，充分发挥了金融监管各岗位人员的职能作用。
一、银行监管与合作监管
1、组织监管人员认真学习各项政策规定和监管实务技能，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今年以来，我们监管部门定期和不定期组织人员开展了业务学习和实际检查技能的培训，积极树立新的监管理念，将各项政策规定和实务操作的要点融入在具体的工作中，从2004年起，我行银行业监管人员的培训重点从行政监管转向对银行业机构的非现场分析和预警上，监管人员必须作到对政策规定熟、实际现场检查技能高、非现场分析到位，围绕上述三个方面，我行监管人员在参加中心支行培训的同时，督促监管人员自学有关监管业务知识，在一定的时期内迅速提高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认真贯彻和落实银行业监管现场会精神，加快监管电子化的步伐
按照20xx年10月银行业现场会的要求，认真组织了监管人员对银行业监管文档、非现场监测数据系统、金融行政监管子系统等应用程序进行了逐项落实，切实保证了监管实务操作与计算机应用的全面落实。我行监管部门从2004年起严格按照电子化监管的要求，认真贯彻监管电子化和文本化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落实监管实务操作在计算机中的应用，保证了中心支行与我行之间的监管信息与实务操作的沟通，通过监管电子化的建设，切实提高了监管的各项基础工作水平。
3、继续严格加强对银行业行政监管、确保监管的合规性
(1)、20xx年，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工作，一是严格执行了任职前考试、谈话制度，分别对3名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任职前的考试、谈话，同时完成了对2名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二是在2004年9月组织完成了辖内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的考试及年度考核工作，并将考试及考核结果装入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档案存档。
(2)加强对机构准入和退出的监管，在积极支持银行机构改革的同时全年完成了银行机构退出4家、迁址1家、降格2家。
各家商业银行的机构撤并要在积极支持机构改革和调整的同时，按照机构撤并规定的要求作好审批工作，保证了银行业机构撤并所申报的资料完整、审批材料的合规，在一季度对2003
年机构和人员上报的材料进行一次复审，凡不符合规定或要素不全的一律在一季度末之前进行了纠正，复审结果于2004年2月20日前上报到银行科。
真做好金融机构年检工作。按照呼盟中心支行的要求，我们早在2004年4月就开展了对银行业机构的年检工作，依照上年年检各项要求履行了手续，年检中没有走过场，现场检查面达100%。年检报告于6月20日前上报了银行科。
4、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制，切实履行了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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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按照人行呼伦贝尔市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中心支行合作金融监管责任制实施细则》等制度和办法，完成了支行与农村信用社联社签定监管责任状、支行主管行长与监管股长签定监管责任状和监管股长与监管员签定监管责任状，制定了监管A、B制，明确了监管职责、责任和目标，使各项监管责任制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5、采取签定监管责任状和按月对新增贷款合规性进检查等措施
督促辖内农村信用社进一步端正服务方向，加大支农力度，全面推动农户小额联保贷款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进一步控制和压缩大额贷款的发放。全年我支行克服了全国普遍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利用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等手段对辖内4家农村信用社当年新增贷款的合规性进行按月检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及时反馈给联
联社和各社，并督促其及时改正。通过检查，辖内4家农村信用社当年新增贷款的50%以上投放于农牧业，投向总体上达到合规，但部分农村信用社存在当年新增贷款的大部分发放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发放垒大户大额单户贷款和贷款抵押担保手续不合规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