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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机制材料》word版 本文简介：CDM机制材料[特别报道]猜想2050：“低碳中国”路线图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日期：2009年09月02日02:01http://www.16fw.com猜想2050：“低碳中国”路线图冯迪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倒计时100天”来临之时，气候变化早就成为一种实体与人类相伴。但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
《CDM机制材料》word版 本文内容：
CDM机制材料
[特别报道]猜想2050：“低碳中国”路线图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9年09月02日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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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2050：“低碳中国”路线图
冯迪凡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倒计时100天”来临之时，气候变化早就成为一种实体与人类相伴。
但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既不能因为过快发展低碳经济，而为全球的低碳转型埋单；也不能落后于全球的低碳转型而丢掉未来世界中有利的地位。
低碳中国的两难角色
国际上，大半年已过去，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政治意愿的聚合，与去年支离破碎的波兹南会议相比，仍有“再造”之感。国内，具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背景的碳排放政策建议报告，选择在此期间出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产生“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于8月2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情况。在谈到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时，他表示中国将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探索性开展碳排放交易。
除此之外，中国还计划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则对记者表示，目前向低碳社会的第一步迈进，在于将“碳排放强度”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之中。
如果把碳排放强度作为一个目标，虽然这跟能源强度相比实际上走出去并不会太远，更多的是一个折算问题。然而，这在概念上是一个莫大的进步。
吴昌华表示，这个时机比较好，可以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也对CBN表示，碳排放强度放在“十二五”规划中，是有可能的。
“我们已经有能源强度目标，把这个转换成碳排放强度目标，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太大难度，都是可行的。”潘家华表示，而且碳排放强度如果放入“十二五”规划之中，可以给整个社会一个明确的低碳信号，意义是非常积极的。
在陪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近日对中国高层的一次拜会中，吴昌华得到了一些判断。她认为，中国目前怎么去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怎么看。
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比如说行业试点或者是碳交易，中国自己先做是没有经验的。吴昌华表示，目前国家采取比较稳妥的战略，因为牵扯利益这么大，有可能吃亏。中国可以先自己经营，先在国内的碳市场实验，例如北京、天津、上海的碳交易所都在做准备，而这种趋势应该是可以被国际社会解读为积极的。
对于“碳税”将成为贸易壁垒这个趋势，吴昌华认为，这几乎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不过她也表示，类似于美国的边际调节税，我们可以自己开始先征收，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关键的研究项目也都在做。
在姜克隽、胡秀莲等人所做的《中国的低碳发展情景和技术路线图》中，在提到碳税方面的基准情景中，要到2020年开征能源税，采取较低税率；在低碳情景中，要2020年开征碳税，较低税率之后增加；在强化低碳情景中，要2020年前开征碳税，较低碳税之后增加。
不过潘家华对此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税收体系不是那么简单的，整个价格体系没理顺，检测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不要把碳税太当回事情。
“2050”设想与峰值之争
“低碳情景”、“强化低碳情景”以及“不采取气候变化对策的基准情景”，是姜克隽、胡秀莲等人根据未来几个主要因素设计的三个排放情景。
其中提出，在2020年，发达国家需要与1990年相比有明显减排，减排率达到25%~40%。而到2050年，平均减排要达到80%~90%。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时间段将会明显比较长，如中国的低碳情景，要在2050年争取实现与2000年的排放持平，与2030年排放高峰相比减排50%~60%。
其中，2050年基准情景一次能源需求量由2005年的21.89亿吨标准煤增加到66.57亿吨标准煤。
2050年的低碳情景中，一次能源需求量则由2005年的21.89亿吨标准煤增加到52.50亿吨标准煤，其中风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6.0%。
与低碳情景下相比，在强化低碳情景下，CO2排放量2030年之后开始有明显下降，2050年则要下降42%。而在进一步强化节能的基础上，一次能源需求量则下降4.5%，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等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58%，增加了7%，在2020年之后大规模普及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同时配备CCS。
与此同时，根据由目前一系列用“自下而上”方面作出的情景分析，在低碳情景下的减排目标年份预计在2030年，近期出版的一份《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则更引起国外普遍关注。
该报告由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组成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撰写。报告列出了几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案，其中最乐观的方案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有望在2020年后减缓，并在2030年左右见顶，然后出现下降。
在姜克隽、胡秀莲等人所做的另一份《中国的低碳发展情景和技术路线图》中也提出，与基准情景的没有减排目标相比，在低碳情景下和强化低碳情景下，均于2030年开始承诺减排目标。
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对记者表示，《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这样的研究报告，中国有不下20份，它们并不是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亦不是政策报告。而该报告提及“2030年峰值”，只是描述了一个情景。
吴昌华则表示，目前例如中科院方面的态度是2030~2040年出现峰值，《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此时发也是有原因的。吴昌华说，要注意到虽然这些报告撰写者均为纯粹学术之人，但均属于领先智库学者，都向政府进行政策建议。
作为《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顾问之一的潘家华则觉得他们的2030年封顶出现拐点过于乐观。
首先，在技术层面，潘家华认为，上述报告中的技术发展速度是一种理想发展的速度，在报告中认为CCS、IGGC技术、太阳能和风能都可以商业化，然潘家华认为实际上到2030年，这些都是不可能商业化的。
其次，潘家华认为，这份报告忽略了制度惯性。“中国还不是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经常在政府的干预下，很多在人为干扰下，技术的推广运用，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障碍。”潘家华表示，搞技术的就少考虑这个因素。
他们也没有考虑技术锁定效应，潘家华表示，与此同时，中国高速的智能型工业化阶段转型，不一定到2030年转型就可以完成，就算是美国等都还要有缓冲，要有5~10年整合提高：“个人认为，在2035年前后很有可能出现拐点。”
战略细化路线图
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所编写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中，提出了六点战略，即首先要结合当前节能减排的重大战略措施，针对工业生产和终端用能效率整体水平较低的局面，以及不断发展的交通和建筑领域中未来大幅增长的能源需求，开展高耗能行业的能效对标管理。
其次，要着眼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通过行政和经济激励手段促进技术创新，以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的方式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固定资产投资中碳排放技术的“锁定效应。”
第三，基于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在当前和未来我国能效结构和能源安全保障中的基础地位，在中长期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有限部署以煤的气化为龙头的多联产技术系统开发、示范和IGCC等先进开发技术的商业化，同时结合CCS技术。
第四，根据中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现状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市场加快进口和利用优质油气资源等。
第五，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里面，不仅采用区域污染物的联合减排技术，而且深入研究由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所产生的农田、草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通过建设良好生态环境来减缓气候变化。
“比如在退耕还林的地方，我们就鼓励种草养羊的项目，虽然动物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但是我们鼓励小型养殖业，例如种植紫花苜蓿，算是碳补偿的类型。”环保人士李宁表示。
最后，要加强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研究，指定相应规划，区分敏感地区和优先适应领域提高农业抗灾和节水等方面能力，减少极端天气损失等。
对此，吴昌华表示，在节省消耗成本方面，中国大部分大产业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这部分要肯定，但是我们也有麻烦就是很多小的工厂。未来在这一方面，中国要把碳排放强度细化到碳排放生产力上面。
另外一块，是目前存在但还未被规模化的技术，例如LED照明，EV电动汽车。吴昌华表示，在这一块中国研发的资金在增加。
但要看到的是，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方面，走了一条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道路：中国八年前几乎没有风能，现在是亚洲第一、全球第四，是使用者也是制造者，并且还在进步。
在太阳能方面，在过去是“两头在外”，造成很多资源消耗等。吴昌华表示，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克服技术障碍，加大规模的同时才能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而这种技术的生产是同国际市场趋向相同的，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技术竞争力的国家，也成为一个更好的技术出口国。
最后，是被称为“明天的技术”，吴昌华表示，这一部分的问题在于，在未来战略上的一大考虑，即为知识产权。对于未来的技术，这是未来要占领的制高点，吴昌华表示，中国目前资金还充裕，应组织联合研发共同分享知识产权，立足于这个技术。
低碳城市化：中国式探路
章轲
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同时，数以百计的城市却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联合国有关报告显示，包括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在内的13个世界大城市，都受到大气褐云较为严重的影响，这种云团对于气候、公众健康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影响。
而温室气体效应和快速城市化进程是造成这种复杂趋势的主要原因。气候组织大中华区负责人吴昌华说，问题就在于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城市的有效管理缺失，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和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造成了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诸多城市痼疾。
吴昌华指出：“中国的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其发展模式上实现低碳化转型。”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近日也在上海对CBN表示，中国的城市面临着人口与就业、土地资源供应、能源与水资源等多方面压力，必须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高代谢量”的城市
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到2008年，城市已经聚集了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75%左右。作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活动频繁、交通拥挤、财富集中的庞大有机体，“高代谢量”与中国城市紧紧挂钩。
在中国，约4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每年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材料并排放大量的污染物。中国城市的代谢量统计表示：消耗全国钢铁的86%，铝材的88%，铜材的92%，水泥的75%，能源的80%；排放的CO2占全国的90%，SO2占全国的98%，COD占全国的85%。
2007年，中国的煤炭消费25亿吨、二氧化硫排放2500万吨、COD排放1200万吨、废水排放量482亿吨、工业固体废弃物1800万吨。“这些消耗和废物的产生，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牛文元说。
据计算，2007～2008年，在中国每建1平方米房屋需要消耗：土地0.80～0.83平方米、钢材55～60公斤、能源0.2～0.3吨标煤、混凝土0.20～0.23立方米、墙砖0.15～0.17立方米、CO2排放0.75～0.80吨。自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平均房屋竣工面积20亿平方米，约消耗6亿吨标煤，占社会总能耗的30%。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城市总数从193个增加到656个，每年约有1600万人涌入城市。到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超过6亿，城镇化率已达到45.7%。据预测，2025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
吴昌华说，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频繁发生的气候灾害威胁到了城市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中国城市也难以幸免。
研究表明，与过去相比，近半个世纪以来灾难性气候事件明显增多，频率加快，危害程度加深，而城市因为其特殊地位在此类事件中受到的影响最大。2005年肆虐美国新奥尔良城的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上海市遭受的超百年一遇的暴雨袭击，都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除了极端天气事件外，由于全球变暖而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也是对城市生存的最大威胁。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城市有8个位于河边或海边，海平面上升将威胁到这些城市数十亿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破坏甚至有可能削弱世界过去数十年取得的经济成果。
低碳城市试点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加快了转型的步伐。山东省日照市的房主在购买商品房时，除了拿到与其他城市类似的各种资料外，还多了一样东西：太阳能热水器使用说明书。
日照市政府规定，新建建筑的开发企业要按照设计统一组织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以确保建筑外观和产品质量。
日照市是第一个申请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中和网络的中国城市，并于2007年获得了首届“世界清洁能源奖”，其目标就是建成“太阳能之城”。
目前，日照市建成区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达到99%，许多交通路口、广场公园、大部分小区内路灯、草坪灯等公共照明设备也采用了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农村地区普及率达到30%以上，超过60000平方米的大棚利用太阳能集热板保温，太阳灶和太阳能冬暖式大棚都充分利用了太阳能资源。
据统计，仅规模化应用太阳能一项，日照市就相当于每年减少了30.39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老工业基地沈阳近年来也在低碳之路上尝到了甜头。沈阳市是科技部地源热泵技术推广的试点城市，通过在耗能大的大型商厦、超市及宾馆实施地源热泵技术，以及对中小型供热锅炉进行能源替换，2006年，沈阳市地源热泵技术应用面积达到312万平方米，2008年应用面积达到3440万平方米。预计到2010年，沈阳市地源热泵技术的应用面积将达到6500万平方米，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55.7万吨。
河北保定市制定了“中国电谷”的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大规模应用，并探索新能源电力相关制度安排，被国务院选定为首批低碳城市试点之一，目前保定已经初步形成光电、风电等六大低碳产业体系，并且拥有多项自主创新技术。
在交通领域，中国在11个城市优先实行了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战略，北京市“公交优先、降低票价”政策在2004年制定，并相继出台了具体执行意见。在2007年北京市居民出行方式统计中，公交出行率超过小汽车，达到了34.5%，2008年北京市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了274天。
不过，目前中国城市的低碳实践只是零散性的和尝试性的。气候组织《中国低碳领导力：城市》报告称，中国城市系统解决能力尚弱，一些城市的低碳实践，只是“领先性的探索和尝试，尚未形成系统的低碳经济发展框架”。
“探索中国城市的低碳发展之路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以及国际组织多层次、多方位地支持和参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说。
城市低碳新路
尽管在探索低碳城市的路径上，各有各的高招，但牛文元认为，按照“低碳”的要求，应形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低碳经济约束性指标，在能源、石油、冶金、建材、化工、交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强制推行低碳经济技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牛文元认为，在发展模式上，城市应以集群经济为核心推进产业结构创新；以循环经济为核心推进节能减排创新；以知识经济为核心推进内涵发展创新。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依然蔓延并继续向实体经济波及的形势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应注重开发‘城市矿山’。”在8月29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的“2009第四届中国绿色财富论坛”上，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原主任孙佑海对CBN记者说。
“城市矿山”是指城市中各种可以回收利用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废弃物资。“城市矿山”的资源单位含量往往比自然界中矿山的资源单位含量更为丰富。研究数据显示，一般的金矿开采1吨金砂仅能提炼出5克黄金，而从1吨废旧手机中，可以提炼400克金、2.3公斤银、172克铜；从1吨废旧个人电脑中，则可提炼出300克黄金、1公斤银、150克铜等稀有贵重金属。自然界的矿产资源总有枯竭之时，而“城市矿山”却可以循环利用。
孙佑海以天津市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为例：这里一年回收加工的原材料铜50万吨、铝25万吨、铁30万吨、橡塑材料30万吨，其他材料15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矿山”。
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多年来大力发展废弃塑料、五金、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产业，成为全国起步较早、规模较大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加工基地。目前全镇总人口13.9万人，仅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加工一项就可以保障6万多人就业和10万多人的生活出路。
由于开发“城市矿山”可以大大减少因开采原生自然资源和冶炼矿石时所需要的能源消耗，减轻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孙佑海认为，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下，开发“城市矿山”必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领域之一。
新型工业化：低碳工业的可能与困局
汪时锋
历史上，工业化往往伴随碳排放的提高。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碳排放的提高确实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紧密相连。
中国工业低碳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低碳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困境和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由于传统工业已经萎缩，这些发达国家走低碳经济道路也相对容易。
作为一个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体来说，中国才刚刚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阶段，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以机械制造、钢铁
、建材、能源为代表的具有重工业化特征的行业相继进入快速增长通道。
而今后20年，更是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中期任务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以机械、钢铁、石化为核心的重化产业群和以“住行”为特征的汽车工业、建筑业的发展仍将成为进一步促进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无论工业或能源结构调整还是技术进步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南京大学的《中国碳排放特征及其动态演进分析》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从历史经验上看，此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贡献不是很大，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贡献在-8%～2%之间，多数年份为负效应，年平均值为-0.8%。
而低碳经济下的第三产业能降低碳排放；第二产业虽然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但仍保持在46%左右，其中工业比重维持在40%左右。在降低碳排放量的角度，我国经济结构仍有待优化。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对记者表示，低碳经济这个概念在各个国家还是有不同含义的，从中国角度来讲，既要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还要实现现代化，还要实现我们的三步走目标，但同时也要解决不能依靠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传统道路。对于中国来说，低碳问题如何解决，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我想国内真正统一认识，从一个单纯只求GDP的状态，到一个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呢，低碳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周大地说。
低碳工业的技术路线
而在工业如何实现低碳目标上，目前的研究似乎有相对统一的技术路线设计。我国工业排放重点分布在电力、高耗能工业、一般制造业上，而现有的技术路线也是按照这几个行业展开，不过每项技术的后期开展都是问题颇多。
具体而言，煤电生产方面，发展超临界技术和超超临界发电技术是现有煤电清洁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近几年超临界机组和超超临界机组发展迅速。截至2007年，超临界机组已经基本完成国产化，超超临界机组国产化率超过80%，这使我国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的成本大大低于国际同类机组，已经具备批量化建造的能力，而这些新型的机组拥有更高的发电效率和更低的煤炭消耗。
我国目前超临界机组和超超临界机组利用快速发展，从技术上给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是将煤气化技术和高效的联合循环相结合的先进动力系统）和多联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是清洁发电的最终途径。不过，建设成本较高是IGCC技术的主要障碍。
目前，600兆瓦的燃煤超临界参数机组的单位造价为4130元/千瓦，而根据我国目前已经进行的一些IGCC项目的初始成本可行性分析，这些电站的建设成本在7000～8000元/千瓦，远高于超临界机组造价，预计IGCC电站的投资在技术成熟后能继续下降到6800元/千瓦。
除了燃煤发电清洁化之外，天然气发电也是可行的渠道。同其他发电形式相比较，在国外天然气的联合循环电站的发电成本是最低的。所以由于市场的作用，天然气或者是石油基础的燃气轮机技术在过去20年有了快速的发展。
但中国是一个“贫油少气”的国家，天然气联合循环电站只能在便于天然气进口的沿海或有丰富气田资源的少数内陆地区建设才显经济。
除了传统能源，核电，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热发电、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都是优化能源生产结构的有力途径。
不过，就现有的经验来看，由于国内投资体制不健全，盲目地实行新能源投资反而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同时由于重复建设抢占了资源，没有预留资源给更为先进的设备，使减低碳排放的效率无法进一步改善，是为碳排放的“技术性锁定”。
近期，国务院已经向风力发电的重复建设预警，后期其他新能源需要统一规划，避免重蹈覆辙。
对于一般的制造业，提高能源效率是工业的主要减排对策，这个行业中存在大量的节能技术。工业节能的重点是高能耗工业，一些正在开发的技术及新工艺都会在未来若干年内发挥节能减排的作用。
工业领域另一个重要技术是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CCS），其成本可以与电厂废气中回收的CO2的成本相似，而且会成为工业终端部门最终实行零碳排放的重要技术。还有一些部门的CCS成本会更低，典型的过程如制氢过程中的副产品CO2，但这些CCS技术的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建筑部门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技术措施是综合建筑设计，着眼于将节能与建筑设计结合起来，同时考虑各个部分的一致性和相互匹配，如节能门窗、电器设备、采暖以及通风等，达到最佳的节能效果。对大型建筑来讲，这样的系统可以挖掘非常大的减排潜力。
统一政策规划
不过，看起来完备的技术路线，也未必能解决工业整体的低碳问题。因为中国的碳排放清单尚不清晰，由此也无法在整体规划上做详尽的低碳减排安排。
周大地对记者表示，中国现在发展低碳化，是把应对气候变化变成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性目标，但怎么做还是要探寻。除了我们已经有的政策外，搞低碳化发展还要搞清楚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搞节能减排这么多年，但还有一些地方搞不清楚碳到底是哪里来的，这就要搞清温室气体排放的清单问题，即哪些活动是高碳的、哪些活动是低碳的，哪些是增加碳排放的、哪些是促进低碳发展的。”周大地说。
如果没有对整体碳排放的掌握，就无法了解单一环节上的减排是否会增加整体的排放负担。举例来说，处理污水中的COD（化学需氧量）可以对水进行洁净，但这项工作中却需要耗费大量能量；又比如在电力部门实施CCS，可以捕捉CO2，但同样会降低电力生产效率，耗费能量。
缺乏能源清单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会使一些地方盲目发展。比如，现在各地上太阳能项目较多，但生产太阳能所需的多晶硅本身是高耗能的产品，盲目生产反而会造成生产地能耗和排放的增加。
所以，工业减排和实行低碳经济发展都必须对碳排放全流程实施有机控制，这既需要政府部门做好基础数据的调研，也需要规划部门做出适应全局的合理规划，使碳排放既做到行业间平衡，也做到区域间平衡。如果进一步同国际接轨，还需要做到国际间的平衡。
我国的能源基础数据十分缺乏，但就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安排国家统计局做好能源数据的调查，而且国家统计局已经在内部成立了能源司专门负责此事。
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成本和市场问题，企业是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如果没有对节能、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减排技术等的财政激励政策和投融资优惠政策的支持，企业在推进低碳经济方面将面临自身和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难有大的作为。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发达国家在企业排放、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过程中付出了额外成本，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如果不能及时产生全球性的低碳市场，并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则，其在这方面所形成的技术优势将难以获得市场回报。特别是作为能源和碳排放大国的美国是否参与低碳竞争仍是很大的变数。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厂商能否从中找到低碳发展的升级、各国政府是否愿意通过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而投资于能源、碳减排技术以及运输系统，来使经济复苏，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低碳发展道路还要求在公平的国际气候体制下，通过合理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支持，使低碳技术能在全球推广，从而提高能源开发、生产、输送、转化和终端消费过程中的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所有这些解决全球公共物品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都同获取低碳技术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有所冲突，需要在新的国际气候体制下加以解决。而这都需要统一的规划设计。
能源市场化：谁使用，谁埋单
陈晓晨
在描述了“工业新型化”、“城市低碳化”的前景后，一个问题自然摆在眼前：谁来为未来40余年的减排埋单？
一个貌似简单的回答是：建立与低碳经济相符的市场机制。然而，在需要何种市场化的问题上，不同的能源领域面临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剖麻雀”式的考察。
理顺新能源市场
8月28日，中国第一个太阳能电网级发电站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甘肃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下称“敦煌项目”）奠基。这标志着我国光伏发电特许权项目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此前，这个项目曾经历了“低价风波”。因投出0.69元/度的超低电价而引发争议的国投电力，最终没能拿下其曾经志在必得的“亮剑工程”——敦煌项目。最终，中广核能源公司、江苏百世德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和比利时Enfinity公司的联合体，以1.09元/度的价格中标。“超低电价”风波虽然随着敦煌项目的奠基而暂时过去，但是，对新能源市场如何发展的讨论仍在进行。
“低价风波”的背后是国内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价的分野：一种为核准电价，即由国家发改委依据当地的资源情况和开发成本对上报的电价进行的核准；另一种是招标电价，即国家主管部门以上网电价和设备要求为条件，根据投资者的投标确定电价。而“低价中标”的原则引发0.69元/度的超低电价。业界普遍认为，以现有的技术水平，0.69元/度的投标价过低；也有人认为，1.09元/度仍然没有完全反映发电项目的真实成本，有可能出现亏损运行的情况。假设中标者为减少亏损将逐层压减设备商环节的利润空间，长远对新能源发电不利。
而核准电价也有很大问题。由于不同企业上报的开发成本、利润要求及资源情况各不相同，上网电价千差万别，而且成本越高的电价越高，最后的结果是鼓励了高成本发电。总之，两种电价机制并存造成新能源上网电价混乱，这将削弱风电产业后续发展能力。
日前，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表示，目前我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一位，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在经过连续三年实现翻倍增长后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
不过，对于新生的太阳能发电来说，政府的支持仍然必不可少。在其他两个中国政府批准的太阳能电站项目，1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岛项目和25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项目，每个项目政府都拨出巨额补贴——每发一度电，政府需补贴4元。可以说，这是对尚在“襁褓”中的光电产业的巨大“保温箱”。
同样的“保温箱”还支持着太阳能光电建筑。今年3月23日，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开始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以“太阳能屋顶”为代表的节能建筑。而在此前，我国强大的太阳能产品绝大多数用于出口，用于内需的部分相对较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对CBN表示，我们在推广太阳能的使用方面出现了问题，阻力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火电以及我们的电力供应体制。“太阳能发电的成本（至少是初期成本）比煤电要高。如果要让太阳能发电企业生存下去，那么电网就必须接受更高的单位电价；但是电网的终端售价又不能因为它购电来源价格的不同而不同，这样，除非是出于行政命令，电网是不愿意理会太阳能的。”
传统能源价格改革
比新能源价格更引起争议的是传统能源价格，特别是国内成品油价格。长期以来，由于价税改革不到位，国家、石油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长期被扭曲。要么是政府得不到应得的税收，要么是石油企业因为价格管制而使炼油业务陷入亏损。去年以来，成品油价格改革提速。
略显不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年初燃油税作为消费税的增加值开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认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0%，发展新能源和替代能源是必然选择。油价低时，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发展将会放缓。如果在油价之外增加或增强一个燃油税工具，就可通过对燃油加税、对新能源和替代能源减免税的这种税收对冲机制，来实现促进新能源和替代能源发展的目的。
而在査道炯看来，任何低价能源都意味着对可持续发展的背离。“我们现在得有一个意识：要科学发展，就不可能有廉价能源；有廉价能源，就不可能有科学发展；而且正因为廉价，就在推动浪费，不论是传统能源还是新能源。”
“我的看法是，水、煤、油、电（终端能源的使用形式）等，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它们的价格完全放开，才有可能开始实现优化配置。”査道炯说。
有的人走得更远，主张从上游开始放开，打破石化双雄垄断地位，引入竞争机制，甚至主张“引入外资石油公司”。不过，各国的石油行业历史表明，垄断似乎是各国的大势。
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反映能源的稀缺程度？目前的价格只能反映当前的稀缺性。而燃油税等机制则是站在未来传统能源逐渐枯竭或高价化、全球和中国碳排放高企的高度，为寻找替代能源和减少碳排放保驾护航。
培育节能市场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加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开展碳交易。因此,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也即是
CDM
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CER卖家。截止到今年8月18日，我国共有610个项目注册成功，占全部注册CDM项目预期年减排总量的59%。有学者估计，2010年中国在世界潜在CDM市场中将占据75%的份额，将为我国带来
105亿~140亿美元收入。
然而，CDM项目审批流程复杂且长，大约需要3到6个月，有的甚至更长。以福建华安绵良44兆瓦水电站CDM项目为例。该项目成交时间为2008年12月18日，但直到今年7月25日才得以走完整个流程、获得EB批准。这毫无疑问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为针对碳排放套期保值交易以及其他投机行为提供了机会。如何在统筹兼顾、维护国内企业利益的前提下加快审批过程，是提给相关部门的一个课题。
价格问题是CDM市场能否促进中国企业节能减排的重要因素。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CDM市场价格一路下跌，使中国企业从CDM中获得的收益减少。
价格下跌也许会随着经济复苏而逆转。不过，这却反映了更为重要的定价权问题。目前，中国是CDM市场中的最大卖家，但由于缺少国内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通常是由一些具有国际背景的托管碳基金或中间商开发CDM项目，定价权以及交易规则绝大多数掌握在国际金融机构手中。这些金融机构或“掮客”从中国企业以较低的价格获得CER（核证减排量：是由清洁发展机制下产生的碳信用额度）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在国际碳排放市场上出售，或囤积起来以期将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因此减排收益很多甚至大部分并不归中国企业。在参与碳交易过程中，怎样防止“被交易”，应对是发改委和相关企业都关注的课题。
而且，CDM机制本身的命运尚难预测。今年年底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哥本哈根会议即将来临，而欧盟、美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还相去甚远。按照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如果《京都议定书》后2012年协议不能顺利签订，那么欧盟在2012~2020年将停止分配CER额度，这意味着欧盟将不再购买CDM。果真如此，那么CDM市场将会消失，以及注册的部分CDM项目的投资回报也可能落空。
“显然，从企业运营资金中拿出大笔资金用于节能减排改造是不现实的，需要开发出创新型的商业和融资模式。”气候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国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如是说。“即使CDM机制将修改、调整甚至废除，建设碳交易市场的大趋势也不会改变。”
目前，本土的环境能源交易所已经兴起，目前在北京、上海、天津分别有一个交易所。目前，碳交易还不是国内交易所的业务，但是这或许将是一个趋势。目前，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审慎而积极地推动这一市场的建立、发展、整合与完善。
无论是新能源市场、传统能源市场还是节能减排市场化，一个重要的问题贯穿始终：政府、企业与社会三方在其中平衡利益。而政府在市场化中的作用在于，提供前瞻性的视角，在培育新能源和节能交易市场的同时，以未来能源稀缺的眼光审视目前的能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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