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近年来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尤其自“新课标”公布以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出现出不少新的气象、新的景观，那种统得过死的、教得沉闷、学得刻板的格局正在改变；但正如列宁所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只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以致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系列“失魂落魄”的症状，很有必要为它招一招“魂”。
何以见得？
首先，什么是“语文”变得有些糊涂起来了。原本是清楚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合称。叶圣陶先生当年在解释语文科命名的原由时就是这样说的。但如今却有些不清楚了。就我所见到的对于“语文”概念的阐释，至少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章”“语言和文学”，甚至还有主张“语言和文化”的。说法、主张很多，遗憾的是迄今尚无共识。语文教师教了几十年语文，倒头来却连自身教的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都说不清楚，真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
其次，语文课程的性质，原本也是清楚的：工具性。但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性”，诸如“实践性”“社会性”“时代性”“言语性”，等等等等。时至今日，似乎再谈“工具性”，便是落伍了。当然，所有各种“性”主张，大多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乃至谁也不买谁的账。这个“定性难题”，最后由教育部制定的语文“新课标”作出的权威性规定“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而得到了解决。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定于一尊，从各种媒体还时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至于究竟何为“工具性”？何为“人文性”？语文教学究竟怎样体现二者的统一？老师们（尤其是一线的广大语文教师）还是糊涂得很。
一个是课程的“定名”问题，一个是课程的“定性”问题，二者似乎都是事关语文教学方向性的大问题。但近年来恰恰在这两个大问题是歧见最多，加以“应试”的繁重压力，弄得语文教师们无所适从，不少语文教师发出了“语文越教越不会教”的感慨。据我有限的见闻，其他国家（包括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的语文教育似乎都没有遇到过像我们所遇到的这种种麻烦；于是，围绕这两大难题掀起的一次次热烈争辩，形成了我国语文教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困惑中的老师们很想从一些研究语文教学的论著中找点启示，却又跌入理论的“迷魂阵”，结构是越找越糊涂。从某种迹象看，教育界似乎有人下决心要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来“重塑”中国的语文教学，于是，凡外乡的、保守的经验和理论，便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甚至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一代宗师在一些人的眼里也成了语文教学前进的“绊脚石”。这种状况造成的思想混乱，反映在教学实践上就发生了种种“失魂落魄”的现象。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论你东方西方，也不论你如何定“名”定“性”，他仍然顺着“应试”的旧轨道，我行我素，抱残守缺，这种情况大量见于日常的语文教学；另一种情况是刻意求“新”，锐意“改革”，尤其在一些“展示课”上，执教老师为了张扬“人文性”，增大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于是一会儿播音乐，一会儿放图像，一会儿正反争辩，一会儿课本剧演出，花花哨哨，热热闹闹，但一篇课文教下来，同学读课文仍然结结巴巴，丢三落四，如同没有学过一样；问和课文语句，更是茫然不知所答。近年由于多媒体的广泛运用，不少语文课上快餐式的“读图”几乎取代了“读文”的训练（注），这又进一步加重了语文教学失魂落魄的症状。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在于，这种包装亮丽华而不实的课目前正在作为某种“范式”而被纷起仿效着。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回忆起1958年在“突出政治”的口号下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那场“革命”最终是以教学质量大幅度下滑的教训而被载入我国的教育史的。
语文教学中盲目追风、为求新而求新的现象似乎也超越了其他学科，这也使原本已十分惶惑的语文教师更加手足无措。比方把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引入语文教学，这确实有利于改革教师主宰一切的旧教学模式，但有些老师却走向了另一极端：淡化乃至取消教师在指导同学学习的过程中应负的责任。比方有篇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
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始终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教师并不一定比同学高明。教师是单脑，同学是群脑。教师不过是同学读的一本书，……而同学也是教师要读的一本书。（《语文教学》xxxx年第2期：《教学模式的是与非》）
这种淡化、取消教师作用和责任的倾向，目前正作为一种现代教育理念而被某些同志所津津乐道。师生之间当然应该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教师确实并不比同学高明，确实也应该向同学学习（这些观点1200多年前的韩愈老夫子就早已提出了），但教师对同学的指导是教师的专业地位赋予他的一种职责，教师在师范大学四年的专业训练也使他具备了指导同学学习的能力，师生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专业地位上的平等。教学过程理所当然是教师指导同学学习的过程，教师假如在教学中放弃了自身作为指导者的职责，或者他并不具备指导同学学习的专业能力，真的很难想像课堂上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其实，即使是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下，教师作为指导者的作用也是不能取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