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把握
一、主旨
《敬业与乐业》是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七十多年前对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生所作的一次讲演。演讲针对听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敬业与乐业”的论题，深入地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并殷切希望大家发扬敬业、乐业精神，去过“人类合理的生活”。
二、结构
这篇演讲，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
讲演开篇处就提出题目来由，便于揭示全篇的论述要点，使听者对讲演的纲目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而第一段末尾的“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更是生动有力地揭示出了全篇论述的中心。是为文章的第一部分。
然后，作者先后谈了“有业”“敬业”“乐业”三个问题。
作者先提出了“敬业与乐业”的前提是“有业”的观点，并引用孔子的话和百丈禅师的故事，得出了“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的结论，强调“有业”乃做人之本。
接着，作者论述了“敬业”的重要性，这是第二部分的第1层。
其中第3段，作者主要阐述了什么叫做“敬”。在引用了朱熹的名言“主一无适便是敬”之后，就紧接着配上了作者自己通俗化的解释：“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然后又顺理成章地论述了凡人类的正当的劳动、正经的事情，“其性质都是可敬的”，并举“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这两件事加以说明“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第4段主要是论述怎样才能做到“敬业”。作者先引用了《庄子》中的语句并对之作了阐述，再举木匠做成一张好桌子和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这两组例子，说明无论做什么都要“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即要敬业）。
接着，作者又从反面论述了“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的害处，并引庄子、孔子的名言，进一步强调敬业的重要性。举例和引用的自然结合，使文章的说理立于不败之地。
文章的第5、6段，主要论述了“乐业”的重要性，这是第二部分的第2层。
这里，作者采用了摆事实和讲道理两种论证方法。第5段，作者剖析了生活中常会遇到的感叹“做工苦”这样一个事例，说明要“从劳动中找出快乐来”，这就很自然地点到了“乐业”的“乐”。第6段，作者深入一步，论述了“乐业”的道理，分四点说明“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这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令人信服。紧接着，作者又引用孔子的两句名言，进一步证明“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即乐业），“生活才有价值”，“这种生活”才算得是“人类理想的生活”。
演讲最后，作者言简意赅地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责任心”和“乐趣”，指出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能够有责任心，有趣味，发扬敬业和乐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做圆满，就是“人类合理的生活”，强调“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结束句“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简短而感叹的语句，充满了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
三、延伸
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应深入思考、探讨以下问题。
1.应该怎样理解文中“业”的含义？
文中之“业”，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职业。正如作者所言：“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因此，“敬业与乐业”的意义，就不只限于正式的谋生职业，也可以指生活中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只限于成人的工作，也可以包括学生的学习。指出这一点，可以扩展梁启超主张的适用范围，也有利于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来阅读本文。
2.怎样深入理解梁先生所讲的“敬业”精神？
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背景来领会梁启超提倡“敬业与乐业”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等级色彩的文化，中国人的职业观向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读书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官本位文化，极度蔑视普通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人们纷纷以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梁氏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
3.对于大师的观点，我们应以什么态度接受？
但他在论证“敬业”的必要性时，我觉得应有两点可以质疑：其一、为什么人必须为劳动而生活？为什么“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人类或个体的生活，并不都是只有“劳动”，“休闲”也是人生的重要内容（这里的“休闲”，不只是狭义的吃喝玩乐，还包括精神享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还在不断提高。“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是鲜明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参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正如“人不是为吃饭而生活”意一样，人也不是“为劳动而生活”。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克服了异化的劳动，具有人类解放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也是梁启超未尝论及的。其二、人既然是社会动物，其职业地位、从业心理就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特定的时代，拉黄包车的，即使再敬业，也要饱受欺凌、困苦卑贱（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与大总统的生活判若天壤。这时候，要求拉黄包车的要安心、乐于拉车，可能吗？合理吗？梁启超认为，当木匠与当政治家、当挑粪公和当军人，“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更有无视阶级鸿沟的倾向。
最后让我们走近大师，了解大师生平及思想。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xxx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