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在广州市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 本文关键词：市政协，大讲堂，演讲，教授，在广州
厉以宁教授在广州市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 本文简介：厉以宁教授在广州市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第一个问题，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主要是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由速度型转为效益型。我们通常知道GDP的重要性，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回顾历史，1840年，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主要是农产品，手工艺品，而英国主要是钢铁产业
厉以宁教授在广州市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 本文内容：
厉以宁教授在广州市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
第一个问题，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主要是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由速度型转为效益型。我们通常知道GDP的重要性，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回顾历史，1840年，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主要是农产品，手工艺品，而英国主要是钢铁产业，机器设备的制造，英国的棉布生产已经是机器制造了，而中国的棉布生产还是手工制造，英国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和轮船，而中国依然是马车和帆船。从经济结构讲，中国和英国的差异很大，英国的GDP结构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今天我们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是我们多年来努力地结果，但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所以我们人均GDP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而且差距的根本是结构问题，日本产品科技含量一般都比中国高，而且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GDP的比重超过中国，所以我们决不能自满，在结构调整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GDP的结构重要以外，人力资源结构也非常重要，中国人口总量在鸦片战争时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人力资本结构远远不如英国，英国产业革命后，普及了小学，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兴办了很多的大学，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金融家。而当时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读书的人口资本结构也不如日本，日本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熟练技工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所以十二五期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在结构调整方面做很多很多工作。
第二个问题，通货膨胀。按照经济学分类通货膨胀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叫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二种类型叫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第三种类型叫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我们先来看看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大部分通货膨胀都是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主要是因为投资过热。投资国模过大引起通货膨胀的对策就是采取紧缩政策，财政紧缩压缩了财政投资，货币紧缩减少了货币流通量，由于紧缩过度，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货币紧缩，但毕竟还是把通货膨胀抑制了下来，投资需求也拉动了起来。第二种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有商品流动型的，有资本流动渠道的。商品流动渠道，比如国际石油涨价，国际铁矿石涨价，这个对我们就有影响，因为我们是需要进口石油、铁矿石的国家、另外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回升慢、利率低、投资前景并不好，而中国的利率相对比较高，所以从国际的资本、从利率差的这个角度，热钱就会流入中国，因为中国投资前景比它们好，他也会通过资本的流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种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上升了，要素成本上升，比如原材料、燃料因为短缺而价格上升。再比如说农产品因为供给不足而价格上升，还有工资成本上升。另外，房价、地价同样增加了成本。这都是物价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它是不同于需求拉动式的通货膨胀，或者我们可以采取紧缩政策，对需求拉大是有作用的，因为投资规模大了，银行一关，财政一缩就下去了，可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因为短缺引起的，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增加供给，就不能用紧缩的办法，应该是有保有压，产能过剩的行业压一点，但是短板行业、农业这些都需要增加投资，是增加型的。信贷的紧缩应该说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是不利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三种类型都有，是综合型通货膨胀。首先是用工成本上升。80年代出来打工的那批老农民工，只要在城里比农村种地收入多就出来打工，但他们根在农村心在农村，赚了钱寄回家盖房子生儿育女。以前的农民工很多就是小学毕业，甚至文盲，新生代农民工三分之二有高中学历，他们打工时先挑选工种，很多体力工，技术含量低得工种不干，由于一般的工人工资很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选择就近找工作，不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还有一个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会考虑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心理成本，比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子女独自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儿童，所以北京游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进入一个保姆缺乏的时代。但是说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还为时过早，对中国而言，低素质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但技工时代刚刚开始。其次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它是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的结果，也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因为地产价格上升，租金也就上升，生活费也上升了。还有融资成本上升，为了应付通胀，采取紧缩政策，民间借贷成本提高了3到5个百分点，这个情况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在未来，我国应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呢？我们以猪肉涨价为例，当猪肉涨价的时候政府鼓励养猪，但是它没有这么快啊。刚一说政府鼓励养猪了，猪肉就上市了？不会的。怀孕要好几个月，小猪养成肉猪要好几个月，大半年时间过去，猪肉的供应不可能一下就起来。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逐步建立规范、健全的国家储备制度和商业储备系统同时要打击人为的炒买炒卖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是两种预期并存的，通货膨胀预期只是其中一种预期，另一个是投资前景的预期，而且更主要的看投资前景预期，这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大，现在经常讲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还有经济学家提出存款准备金利率上调还有空间，对于国外来说是合适的，但是对于国内决不能这么说，因为货币流量计算公式是根据国外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这个公式是适合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而中国是一个转轨中的国家。第二中国正在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市场化的扩大。第三中国的城乡发展、地区发展是不平衡的，货币流通速度慢，这种情况下货币的需求量就大。第四个原因货币流通量的计算公式只适于这个国家正常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连续几年都超正常的经济增长，超正常是打破常规的。
第三个问题，就业问题。
2008年11月金融风暴波及中国，我国的GDP下降到6%左右，2008年11月我去西欧讲学，有西欧经济学家向我提出欧国家只要经济增长达到2-3%就不会有大的失业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10%以上才能缓解失业问题，而增长跌到6%的时候企业倒闭了，农民工下岗。我认为我们的国情和西欧的国情是不一样的，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已经200多年了，他们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农民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有比较好的住宅，城乡差距不大，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而中国城镇化水平低，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的城镇化达到46%，1945年我国的城镇化才20%，建国60年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才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比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慢。随着我国的经济不断增长，就业压力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变化率，它的周期是不一样的，经济滑坡在前，就业滑坡在后，经济回升在前，就业回升在后。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有名的奥肯定律。专靠经济增长率，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靠什么呢？靠民营企业。新增劳动力，70%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富，要老百姓富，一定要“民”富，这才是真的富。以重庆为例，给企业减免税，政府给企业担保贷款，免息借资本金，职工免费培训，简化登记注册银行开户手续。民营企业能解决大学毕业生、下岗工人、农民、退伍军人、残疾人、库区移民的就业。就此重庆增加了3万左右中小企业，解决了20-30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就叫以创业带动就业。
第四个问题，资本问题。在经济学里面，关于资本有三种资本。第一种叫物质资本，这就是我们历来所知道的，比如说货币、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这些都构成了物质资本。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资本概念，就是人力资本。什么叫人力资本呢？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素质，也包括他的技术水平，他的智慧，他的经验等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三种资本概念，叫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并不是我们现在报纸上常登的社会资本，因为我们报纸上常用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民间资本，我们把民间资本叫社会资本，经济学里面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无形的，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等等。比如说广东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除了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它还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华人，华侨，港澳同胞，都是它的社会资本。浙江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他有社会资本，家族关系、同乡关系，这都是社会资本。三种资本的结合才能够创造收入，才能够积累财富。
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看来，城乡这三种资本的掌握是非均衡的，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很大。物质资本，城里有，城里居民有，但是农村没有。农民没有财产，他的土地是承包的，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是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上盖的房子也没有产权证的，没有房产证的，所以物质资本差别很大。人力资本，城里的居民人力资本较高，因为他文化、教育程度高，见识广。而农民的人力资本是低的，学历低，缺乏技术，缺乏文化。社会资本，城里居民的社会关系多，社会联系各方面都比农村要密切的多。特别住在边远地区的，山沟里的，跟谁都没有来往，他有什么社会资本啊？什么都没有。三种资本的差别造成收入的差别。而且不止于此，经济在往前发展，城里人他的三种资本都来越来越多的，而农村三种资本即使有所增加，城乡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和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这三种资本上的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平等，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导致了就业不平等，从而造成收入不平等，进而形成生活的不平等，最后体现在下一代不平等，并由此开始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全面不平等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和职业的世袭化，工资、福利、提升机会和人力资本提升较好的“好职业”被城里人大量占据，农村人只能进入这四方面较差的“坏职业”中谋求工作。不仅如此，现在还出现了叫做社会阶层固定化、职业固定化的趋势。职业固定化趋势就是基本上出现了一种世袭制，父亲干什么，儿子干什么，将来孙子也干什么。这是造成城乡差异很大的关系，就是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就下一代不平等。这种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很难转变过来的，因为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难题,首先必须进行农村产权界定,即让农民有三权三证:农民对承保的土地有使用权,要发给承保土地使用权证；农民的宅基地有使用权,要发给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的住房有房产权,要发给房产权证。三证都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第二从人力资本方面考虑,要让农民多受教育,包括受职业技术教育。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当简单劳动力,可以当技工,以后可以升为熟练技工,收入就会增加,各方面条件也会变好。同时要尽量创造好职业,主要依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增加农民的社会资本要靠农民在市场上拼、闯，老呆在偏僻的山沟里,是不能积累社会资本的。尽量的创造好职业，对坏职业也要进行改善，好职业怎么创造？好职业的创造是依靠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各类大学毕业生，75%到现代服务业去。还有就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同样可以让他不断的提高他的劳动条件，包括收入。坏职业要提高他的收入，而且在整个比重中是下降的。搬运工被认为是坏职业，搬运工也可以操作机械的；第三是鼓励创业。创业的都被认为是好职业，因为他在为自己干活，浙江的一些老板，白天干活，晚上睡地板，他都觉得好，他有愿望在里面，所以鼓励创业；第四对坏职业就要靠二次分配来解决，其中就包含了福利方面的问题，福利分配是二次分配，从工作得到一次分配，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来补，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二元劳动市场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发展农村金融。农村金融一定要发展，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农村金融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农村的金融网点收缩了，大银行不到下面去，下面主要靠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这是我们在下面调查的，主要靠这两家。这样的话，就是说农村金融实际上是收缩的，很多存款是在四大银行存的，顶多是县城发一点，很多是往上交的，到市里去，到省里去，真的用在农村，靠农村信用合作社，靠邮政储蓄银行是远远不够的，网点太少。第二个问题，村镇银行的条件太苛刻，因为现在规定，你要办一个村镇银行，必须有一个中等规模的银行，有股份制银行来做你的控股者，但是村镇银行可以建立，但是找不到这样的单位，谁来给你控股，为什么要他控股？他有经验，你没经验，经验不都是人累积起来的吗？所以村镇银行的成立就很困难。第三个问题，按理说，农村金融是帮助生产者，种植户，养殖户，发展生产的。这样的话，农村金融给你贷款，给你贷款以后你就可以慢慢把生产发展起来，就可以走一个创业致富的道路。但现在一些地方变了，农村贷款仍然以生活贷款为主，比如说我们调查中发现，农民要盖房子需要钱，家里有人生病需要钱，要贷款，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你解决人民生活。但是对农村繁荣来说，帮助他发展生产，这个贷款才是重要的。
第六个问题，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关心到我国工业最终能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20世纪末中国的彩色电视机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中国彩色电视机质量好，大量出口，可是我们的自主创新没有及时跟进，21世纪初平板电视代替了显像管电视，日本走在了前列，中国现在在抓紧追赶。2008至2009年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主创新是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城市的繁荣或衰退，取决于自主创新的力度。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莫不如此。自主创新做出了成绩，城市和企业不仅掌握了核心技术，而且创立了品牌，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市场也就打开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样的城市和企业所受的影响是较小的，它们有很大的机会在保持国际市场上原有份额的同时，还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机遇就在中国，有无穷无尽投资机会在那里，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久稳定的增长。城镇化正在进行，这是给未来中国提供最大投资机会的地方。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发展优势。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会不断进城，2009年我们城镇化率是46%，这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10年之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可以达到56%，20年之后，202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率可以达成66%，已经是三分之二。30年之后，2039年我们城市化可以达到76%就是四分之三了，假定当时中国人口是16亿的话，那就是12亿在城里4亿在农村，当然以后还会慢慢提高。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一千多万人进城，这一千万多人包括青壮年，包括老年、儿童、婴儿，他们要进城。一千多万人口除了就业问题要解决，整个的建设问题怎么解决？整个建设问题应该这么看，盖多少住宅、修多少马路、水、暖、电、气的供应，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还有环保设施、环境卫生设施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呢？财政经费只有一部分可以满足到，包括义务教育设施，还有一些医院设施，还有其他设施由政府承担。大部分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走到尽头，没有那么多地可卖了。最好的办法，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参与城市化建设。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市场引导，而不是行政单位主管，否则会降低民间的积极性。
用“中国模式”不如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可能带一种固定化，但是用中国道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教训，这样可能让世界更容易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