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欣
《夺冠》导演陈可辛：我真正想拍的是
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
本报记者/凯艳章
“其实郎平和孟晓骏有点像”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中国大陆很多人来说，中国男足是集体记忆。 作为台湾编剧，您是如何找到这些感受的？
陈可辛：不是说我有集体记忆就能拍好，也不是说我没有经历过记忆就拍不好。 我拍的每部电影都是一个学习和理解的过程，我要做很多功课。 电影是一个团队作品，你的团队会提供很多选择，虽然最后编剧会给出他的判断和方向。
不管明天是拍中国男篮，还是阿波罗11号登月，或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要做很多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不影响？
陈可欣：是的，虽然我真的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经历过80年代，但拍摄的时候还是要做很多功课，没有区别。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在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孟小军对你有很多个人的预测。 你在拍《夺冠》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投影？
陈可辛：虽然郎平和孟晓骏有点像，但郎平也是出国又回去的。 我大概能感受和理解这些经历。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部电影都必须找到与您有相同经历的人。 很多年轻编剧的前几部片子会比较自传，但是当你成熟的时候，你应该能够驾驭不同的题材，借鉴不同的题材，做素材，表达或者再现那个时代的真谛
我真正想拍的是我没有经历过的郎平个人资料简介，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 你认为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可能的时代。 我来中国大陆十几年了，看到很多同龄的同学追忆那个年代的中国。 也看了很多合影，和很多人聊天，重现了那种感觉，对我来说，这部剧很满足。
中国新闻周刊：像80年代的中国大陆，这个时代会不会从你自己经历过的一个时代找到共同点？
陈可欣：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 它突然从封闭已久的环境中张开，爆发力比那里还要强。 其他地方的变化都是渐进的，但我想这也是它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突然爆发出来的魅力所在。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回事”
中国新闻周刊：我看到你在拍《李娜》和《夺冠》的时候，觉得他们很不一样。 李娜是一个比较叛逆和个人主义的性格。 中国男排是一个非常集体主义的故事。 这两个对应的主题是你刻意选择的吗？
陈可欣：不是故意的。 一开始我觉得这两个天才，一个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是集体主义的，看起来都挺偏激的，但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两者殊途同归。 个人主义不是那么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等于没有个人主义。
我们把足球看成是一项团队运动，上面我们选出了这三个时代的教练郎平个人资料简介，包括袁伟民、陈忠和、郎平，虽然他们每个人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基调。 包括每个球员都必须有一个特别强的枪手和一个特别强的主攻手。 当初是郎平，现在是朱婷。 其实它必须有一个团队才能完成哪个任务，它上面也带有比较个人主义的基调。
那么说回李娜，她的自传就叫《一个人玩》。 当你踢球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机会和教练交流。 你一个人呆了两个小时。 但问题是，你有你的教练，你的团队，还有团队的事情。 包括李娜在内，如果没有国家体制改革，她也出不来。 她也是系统培养出来的，上面有很多集体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看过中国前些年的体育电影吗？
陈可辛：因为准备《夺冠》，看了《沙鸥》，但我真的没看过中国的体育电影，虽然中国的体育电影不多。 对我来说，看《沙鸥》就是看1980年代的状态。 《沙鸥》确实是在五连冠第一冠前不久拍摄的。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为什么国内很少有编剧愿意拍体育片？
陈可辛：不太明白。 体育电影一直是世界上最好拍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与以往的体育片相比，《夺冠》有哪些不同和突破？
陈可辛：其他的体育片我没看过多少，很难说和别人的片子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不同。 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 80年代拍老男篮的时候，用的是业余运动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篮球梦。 他们来拍这部片子的时候，都带着一种使命感，一种信仰感，这是一个艺术家所不能带来的。 她们不是来表演的，她们是来体验一下如果能进入中国女足，她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下半场拍国家队的时候，感觉更厉害了。 他们在国家队打自己。 当你拍她的时候，你还有点鬼鬼祟祟的感觉。 我们根据资料给他们编台词。 一接台词就说我不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改成他们会说的。 到了实拍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在偷拍他们的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说的一定是真的吧？
陈可欣：不一定。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谁说了什么，谁说了什么，你永远无法考证。 我们听了很多版本，根据很多人的回忆和我们的意见，我们把剧本做成了一个整体。 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创造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
“找到那个共同点哪有那么容易”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最近的电影中非常准确地找到了“点”。 《中国合伙人》上映之际，“中国梦”刚刚提出，随即掀起一股创业热潮。 《亲爱的》那时候，微博反拐很火。 “夺冠”其实也是一样。 中国男篮取得了好成绩，是你们的集体记忆。 好像总能找到官方提倡和民间认可的剪裁？
陈可辛：不仅是“夺冠”，我不太认同你说的。 我们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虽然没有“中国梦”这个词。 我记得我正计划完成那部电影。 我报批的时候，中文片名是美国梦中国，日本梦中国片名还没批。 后来，我想起了“中国梦”这个词。 我也说，日本梦在中国不就是中国梦吗？ 2012年我们拍完了《中国合伙人》，那个时候恰好有一个中国梦（语境），但好像也不能说我能预料到。
《夺冠》是一部非常适合当今国情的电影，这一点很难考证。 但并不是每一场戏都那么顺利。 想顺利的时候，今天可能又变了。 在你看了《亲爱的》之后，我已经有 5 年没有拍电影了。 “李娜”已经为剧本工作了4年多，虽然很难说。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你不是有意识地去寻找官方的认可，民间会有市场这样的共同点吗？
陈可欣：那种共同点哪有那么容易找。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找吗？
陈可辛：第一，拍东西还是要喜欢。 你找个共同点，不喜欢就不拍了。 片场需要有人看，要通过审核才能拍。 这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老实说，我不太明白哪些是主旋律。 我只知道电影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