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育人的过程，培养人坚忍弘毅、修己敬人的宗旨永远不会变，我们必须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现今社会种种不良现象和丑陋行为与我们长时间的丢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无关系，新的东西没有学到，好的东西又丢在一边，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在学校中开展经典文化的学习是最重要的。要教育学生学习祖先留下来的浩瀚博大的文化，用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来培养学生做人的学问，培养学生尊重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
我国古代的“师道”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师德”有所不同。在内涵上，“师德”一般表示为师者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师道”则更多地体现了为师者所应具有的内在人生理想和信念。在外延上，“师德”主要指教师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而“师道”除了指教师的这种职业道德之外，还包括了他们所应具有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能力等。
我国古代，“师道”的首倡者是开儒学之先，立道统之始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之后经由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等人的不断继承和发扬，逐步形成为传统。我国古代“师道”是由古代名儒大师们倡导和实践，并为当时广大教师所向往和追求，具有典型意义的为师理想、风范和行为的总括。
古代教育家们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教育和教师，树立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事业心和诲人不倦的责任感，勉精勉进，立志于教育。宋人张载对“志”作了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这是“志道”。
教育工作者可以从古代“师道”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事业要有“乐以忘忧”的精神境界。古代教育家们把教育视为天下大任，坚持诲人不倦的责任感。这种精神和情怀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形象地将教师职业喻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这说明教育工作是造就和培养下一代人的伟大事业，如果没有广大教育工作者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强烈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没有一种“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寰”(《孙敬修座佑铭》)的胸怀和牺牲精神，我们的教育就无法振兴和发展。教师对自己要抱“严于律己”的自立态度。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前提是教师自己要严于律己。“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包括德和才两方面。古代“师道”强调“尊德行”为主，“道问学”为辅，可见古代“师道”中“德”的重要地位。因此，今天我们仍应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师自身修养的首位。对学生善用“人格感化”的施教手段。教师以诲人为业，仅有自身过硬的条件和乐于育人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育人。古代“师道”特别重视“人格感化”的教育手段，强调教师要善于行不言之教，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和优良风范去陶冶和感染学生，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达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目的。
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教育活动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进行的。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没有思想与情感的物。教育活动的开展涉及到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关系。健康良好、融洽深厚的师生关系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相当重视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并形成了教学相长、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
在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中，虽然教师担任教授角色而学生扮演受教育角色，但教师与学生是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增益的。教师作用于学生，而学生又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教师。这就是双方教学相长的规律。明确提出这一规律的《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而《学记》的这一思想主要是以孔子与其弟子的教学活动经验为依据的。
我们由此联想到保罗•弗雷尔在《不平常的教育思想》中的一段令国际教育界人士颇为欣赏的论述：“在解放教育的实践中，教育工作者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必须‘死去’，以便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重新‘诞生’。同时，他还必须向受教育者建设：他应作为教育者的受教育者而‘死去’，以便作为教育者的教育者而‘重生’。”仔细分析揣摩这段经过《学会生存》的引用后影响相当广泛的著名论述，我们便可发现其并不比中国二千多年前即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有更多的新意。较之言简意赅、辩证全面、蕴含丰富的“教学相长”，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段话显得冗长、晦涩、偏颇和在逻辑上有失严谨。两相比照，我们更可为我国古代所具有的辉煌灿烂的教育思想而骄傲，同时又为我们尚未将之很好地推向世界以致世界尚不太了解这些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而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