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槐，字庭植，濠州定远人。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而曰：“使吾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槐貌甚伟，广颡而丰颐，又美髯，论事慷慨，自方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严，闻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学，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愿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学于永嘉叶师雍。闻辅广者，朱熹之门人，复往从广，广叹其善学。嘉定六年，登进士第，调靖安主簿。丁父忧去官。
十四年，起为广德军录事参军，民有诬富人李桷私铸兵结豪杰以应李全者，郡捕系之狱，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为反者解说，族矣。”槐曰：“吏明知狱有枉，而挤诸死地以傅于法：顾法岂谓诸被告者无论枉不枉，皆可杀乎？”不听。顷之，守以忧去，槐摄通判州事，叹曰：“桷诚枉，今不为出之，生无繇矣。”乃为翻其辞，明其不反，书上，卒脱桷狱。绍定二年，迁镇江观察推官。明年春，入为主管刑部架阁文字。秋，兼权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特差权通判镇江府。至州，会全叛，涉淮临大江，大府急发州兵。槐即日将兵济江而西，全遁去，乃还。五年，丁母忧。端平三年，差通判蕲州，辞。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迁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后三日，提点湖北刑狱。常德军乱，夜纵火而噪，守尉闯不出。槐骑从数人于火所，且问乱故。乱者曰：“将军马彦直夺吾岁请，吾属将责之偿，不为乱也。”槐坐马上，召彦直斩马前，乱者还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乱者七人戮诸市，而赙彦直之家。差充归、峡、岳察访使。二年，兼权知常德府，寻兼军器少监，依旧提点刑狱。三年，以直宝谟阁知江州兼都督府参谋。秋，流民渡江而来归者十余万，议者皆谓：“方军兴，郡国急储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发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归焉。当是时，宋与金为邻国，而襄、汉、扬、楚之间，豪杰皆自相结以保其族，无赖者往往去为群盗。浮光人翟全寓黄陂，有众三千余，稍出卤掠。
槐令客说下全，徙之阳乌洲，使杂耕蕲春间，又享赐之，用为裨将。于是曹聪、刘清之属皆来自归。
四年，进直华文阁、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抚司公事。方三边急于守御，督府日夜征发，民且困，槐为画策应之，令民不伤而军须亦不匮。淳祐二年，迁左司郎官，进直龙图阁、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视其赋则吏侵甚，下教曰：“莅州而吏犹为盗不自悔，吾且诛之！”吏乃震恐，愿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尽弛。大计军实，常若敌且至。裨将卢渊凶猾不受命，斩以徇师，军中肃然。
三年，进秘阁修撰。四年，召入奏事，迁权户部侍即，赐紫，进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军政弛弗治，乃为赏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进退击刺之技，岁余尽为精兵。六年，召至阙，辞。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又辞。权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宰相移书槐曰：“国家方用兵，人臣不辞急难，公幸毋固辞。”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御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诸蛮夷，南引交址及符奴、月乌、流鳞之属，数寇边，槐与约无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动。又与交址约五事：一无犯边，二归我侵地，三还卤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贸易。于是遣使来献方物、大象南方悉定。
七年，进宝章阁待制。八年，迁工部侍郎，职事依旧，兼转运使。九年，召赴阙，封定远县男。迁兵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兼侍读，升给事中，上疏请抑损戚里恩泽以慰天下士大夫。群臣奏事少与法违，惮槐不敢上。兼侍读，进宝章阁直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辞。进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侯。十二年，为同知枢密院事。宝祐元年，权参知政事。二年，进参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战败夺官，诏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视师，曾伯辞，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请行，顿重兵夔门以固荆、蜀辅车之势，诏报曰：“腹心之臣，所与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复上疏曰：“天下之事，不进则退，人臣无敢为岐意者，苟以臣为可任，宜少听臣自效，即臣不足与军旅之事，愿上官爵。”不许，进封濠梁郡公。
帝日乡用槐，槐言事无所隐，意在于格君心之非而不为容悦。帝问籴民粟积边，则对曰：“吴民困甚，有司急籴不复省。夫民惟邦本，愿先垂意根本。”帝问修太乙祠，则对曰：“土工荐起，民罢于征发，非所以事天也。”帝问边事，对曰：“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敌国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过失，为执法吏所刺劾，终身摈弗用，深为朝廷惜此。苟非奸邪，皆愿为昭洗，勿废其他善。又迁谪之臣，久堕遐方，稍稍内徙，今得生还，
顾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辄称善。
三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槐自以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国家无不为，然务先大体，任人先取故旧之在疏远者，在官者率满岁而迁。嗜进者始不说矣。槐又言于帝曰：“臣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为害政者三？”对曰：“戚里不奉法，一矣；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检士，三矣。将率不检下故士卒横，士卒横则变生于无时；执法威福擅故贤不肖混淆，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贤人伏而不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废，愿自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帝年浸高，操柄独断，群臣无当意者，渐喜狎佞人。丁大全善为佞，帝躐贵之，窃弄威权而帝弗觉悟。大全已为侍御史，遣客私自结于槐，槐曰：“吾闻人臣无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结约，幸为谢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己，衔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见，极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尝短卿，卿勿疑。”槐曰：“臣与大全何怨？顾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邪而噤不言，是负陛下也。且陛下谓大全忠而臣以为奸，不可与俱事陛下矣。”既罢出，即上书乞骸骨，不报。四年，策免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时大全亦论劾槐，书未下，自发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学诸生陈宜中等上书争之，语见《大全传》。
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抚大使，固辞。进封吉国，又进封许国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风雷电，槐起衣冠而坐，麾妇人出，为诸生说《兑》、《谦》二卦，问夜如何？诸生以夜中对，遂薨。遗表上，赠太子少师，谥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赙。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1950年，这个传说有赖于黄梅电影《天仙配》而大扬于天下。xxxx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的一套邮票《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更是扩大了这个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度。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来源则不甚清楚。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唐宋以来，博兴、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等地都称有董永遗迹，可见人们并不认为董永是可考的历史人物。至于七仙女，至今仍有人将之混同为织女，到头来，董永与牛郎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理清。
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东汉中叶，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过去只发现了三条，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但是画像中还没有出现仙女的踪影。第二条是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临行之时，她向董永交了底：“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尔。”
其实，董永是实有其人的。笔者发现，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乡绅董永其人。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
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至少有五点重要的吻合之处：（一）二人姓名相同。（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
至于七仙女，曹植之诗称她为“神女”，《搜神记》中她自称“天之织女”。而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今存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也许正好说明牛女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然牛郎已经与织女结缘，那么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呢？
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变文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织女已经从一个演变成三个了！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织女变成三个的契机，一方面是为了与牛女传说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也是以天上星象为依据的。织女星本有三颗，位于银河岸边，三星呈三角形排列。虽然有了三个织女，到底还不能与牛郎之妻截然分开，也不能确认哪一个织女是董永之妻。到了宋代，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在中国早已失传，20世纪初由日本传回国内，书中保存着一篇完整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董永的儿子董仲舒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永所遇的仙女第一次成了“七仙女”。从此之后，明清以来的各种地方戏中，董永所遇的仙女都叫七仙女了。织女一下子变成了七位，那么在天上，她们又是什么星宿的化身呢？
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天上以“七星”命名的一共有十三组：北斗七星、紫微垣华盖七星、太微垣常陈七星、天市垣七公七星、东方亢宿折威七星、北方女宿扶筐七星、北方危宿车府七星、西方奎宿外屏七星、西方奎宿天溷七星、西方昴宿昴七星、南方鬼宿天狗七星、南方星宿星七星、南方轸宿青丘七星。这些星宿都有自己的特定功能，其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的功能是：“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宋史·志三》）
得名较迟的“扶筐七星”，首见于《晋书》，而《晋书》、《隋书》均为唐人所修，则此星大致得名于六朝之后。唐宋时期，扶筐七星的主功能是非常明确，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因七星相围如采桑之提筐，所以得名“扶筐”，即“盛桑之器”。《宋史·志三》还说：“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元人所修的《宋史》对之记录甚明，可知当宋末元初扶筐七星主桑蚕之功能在民间定有流播。而首出七仙姑的《董永遇仙传》正出于宋元之际。可知，扶筐七星的纺织功能及吉凶预兆上的反映正是七星姑形成的星辰源典。这种民俗认定与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七仙女身影在时间与寓意上都是非常吻合的。因此，唐宋之后，民间观念中织女与七仙女才能不相混同，牛女传说与董永传说则自然分离开了。
不过，今天民间观念中的所谓“姑儿星”，其实指的是昴七星（昴星团），但在唐宋时代，这种观念还没有形成。唐代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可能是，后来人们因为找不着“七仙女”的星宿身份，便将之附会到看上去挤成一团的昴七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