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五十五万字的自传是一部情感型人的宣言，卢梭想要通过对自己一生的回顾阐明一个事实，即他在自序中所说的：“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丰富敏捷而定。”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卢梭就大声宣称：“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他对于自己“与众不同”的认识是正确的。
通过上文对时间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触及奥古斯丁的思想和古典哲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正是在于双发对真正的幸福持有不同的理解，而这又集中反映在双方对“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之中。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性的地位。古典思想发展到古代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宗教化趋势，这在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思想中体现得极为明显。然而，无论怎么宗教化，古典思想仍然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从根本上讲，普罗提诺的太一不过是对于最高的理性原则的宗教化表达而已;波菲利虽然诉诸各种巫术和魔法以求实现灵魂的解脱，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非理性因素纳入其哲学体系，而是承认没有任何学说能够解救人的灵魂。与此相反的是，奥古斯丁认为，在超越理性的上帝面前，理性的意义是相对的;而在堕落后的人类身上，理性的能力更是极其孱弱。要想获得幸福，除非通过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记忆和期待虽然属于人的理性心灵，但是所记忆和期待的对象，却是超越理性的上帝;此外，在奥古斯丁对人的三位一体的阐释中，心灵中的理性对应于时间中的现在，与能够记忆和期待上帝的其他两个位格(记忆和爱)相比，它恰恰是最容易背离上帝，导致骄傲的原罪的。《上帝之城》对古典思想的全部批判，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背离上帝的骄傲理性的批判。奥古斯丁当然不是德尔图良那样的非理性主义者，然而理性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确实不是最高的原则，它必须接受信仰的指引;正如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只有在回忆和期待着上帝的前提下，他的现在才可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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