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埃尔莫尔教授曾把课程改革比作一块又大又厚的橡皮，橡皮可以随着我们的拉扯不断变形，但是如果没有突破一个临界点就松手，它就会在那一瞬间恢复原样，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而课堂就是那个临界点。埃尔莫尔教授的橡皮隐喻或许有些危言耸听，因为事实上，一点一滴的改革都会留下它的痕迹，没有前期的积累，课堂变革也很难凭空实现。但是橡皮隐喻的确给我们以警示，那就是，课堂是一个关键点，如果不改变课堂，就很难真正改变整个教育的面貌。而当前的中国课程改革的主题词就落在了“课堂”两字上，如钟启泉教授在《读懂课堂》引言中所说：“如果说，我国十余年来的‘新课程改革’主要侧重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思想发动，那么，新的十年的‘新课程改革’将会侧重于‘自下而上’的基层学校的课堂创造。”因此，在今天，读懂课堂对每一个教育者来说都至关重要。
应试教育文化下是“不读课堂”的，课堂研究也是定型化的。课堂被简化，成为教师灌输既定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因此课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窄化为课堂管理的问题，教师只需要带着书本和教鞭进课堂，按部就班地把知识压进学生的头脑就可以了。“不读课堂”把丰富多元的课堂脉络给生生抽离了，只剩下单维的认知维度，而且主要集中在记忆力的培养上。
十几年的中国课程改革为我们带来了理论的冲击和实践的探索，这都为今天的读懂课堂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改革盲目求新求异，结果是徒有形式，没有领悟课堂的内涵。在《读懂课堂》一书中，钟启泉教授不否认技术有助于个性化教学、扩大学习语脉、转变教师角色，但是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它们成长在应试教育的土壤中，忽视儿童、教材和教学互动过程的研究，结出的果实也是酸涩的。因此，“读懂课堂”迫在眉睫。
那么，如何“读懂课堂”？教育的对象是儿童，要“读懂课堂”首先要“读懂儿童”，这在逻辑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课堂研究乃至教育研究，儿童研究是缺位的。如果说“读懂儿童”是“读懂课堂”的起点，那么在课堂上我们要把儿童引向哪里，可以归结为“读懂学力”的问题。“学力”区别于学绩，钟启泉教授形象地构建了一棵“学力之树”，如果说知识和技能像树叶的话，那么过程与方法就是树干，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是树根，三者是一个统一体，就像飘落的树叶一定会枯黄，与另外两维相剥离的知识与技能也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人们常常有一种朴素的叠加式思考，认为整体是由一个个部分简单累积而成的，殊不知部分之间不是“加”的关系，而是“乘”或者更为复杂的关系。如果读懂了“儿童”，读懂了“学力”，我们就明白“课堂”是有着复杂的生境的，至少交织着佐藤学教授说的三种活动，即同对象世界的对话实践、师生之间的人际社会实践和学习者同自身的对话实践，因此课堂的核心是“对话”，在“他者性”和“差异性”碰撞出的漩涡中不断地探索更新自我。我们也要读懂“对话”，当前课堂中的许多对话是“虚假的”、“无效的”，看似热闹的课堂一问一答中，实际都是教师在忠实地执行着预定教案，学生在揣摩教师的意图，齐心协力地直奔主题。如果我们的课堂不能为学生搭建出从已知到未知的一个连续的思维探究过程，那么知识点就是零碎的，无法吸收统合到学力结构之中。
佐藤学把课堂比喻为“潘多拉之盒”，打开它就有无尽的纷繁、迷茫、矛盾涌出，但是最后还剩下希望。改变课堂，首要的就是要读懂儿童、读懂学力、读懂对话、读懂课堂，共同迎接课堂转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