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摄影师肖全壮着胆子拨通了王朔的电话，话筒那边传来了让他喜欢不起来的京腔。
“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何况咱俩又不认识，如果有机会在什么地方，一帮哥们儿吃饭喝酒，我喜欢用这样很自然的方式认识你。”
挂了电话，站在马路边的肖全赶紧往手上哈了口热气。
“北京的冬天真他妈冷！”
那是1993年的2月，立志用镜头记录时代人物的成都人肖全第二次被王朔拒绝。
1986年到1996年，肖全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那十年里“中国文艺界最牛逼的牛鬼蛇神”，然后出了一本摄影集《我们这一代》，成为摄影界的传说。
顾城、北岛、芒克、崔健、贾平凹、三毛、史铁生、余华、窦唯、何勇、丁武、姜文、张艺谋、陈凯歌、巩俐、王朔、易知难……在肖全的镜头里，这些闪亮的人物都留下了自己最风华正茂的瞬间。
在《十三邀》里，马东反问许知远：
“你说现在的文化粗鄙了，那我们曾经精致过吗？”
我相信，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人问起，而《我们这一代》里的每一张照片都可以回答：“当然，我们曾经无比向往过精致、向往过自己思考的日子。”
1986年12月，四川的《星星诗刊》举办了“中国诗歌节”，邀请了由刊物评选出的中国当代十大青年诗人，有顾城、北岛、舒婷和杨炼等，这些诗人被主办方请到了成都。
那时候，诗人是顶级的流量明星，走到哪儿都能唤起人山人海的簇拥。跟着一帮写诗办刊物的朋友，肖全走进了这些用诗句叫醒时代的大脑。
一听说要拍照片，顾城乐得直跳舞，他说自己最喜欢拍照了，又用手指了指头上的帽子，“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给我的”。在成都花园宾馆的一楼，肖全为顾城、谢烨拍下了一张有家的感觉的照片。
< 顾城与谢烨>
诗歌节的重头戏当然是诗，在四川作协大楼的会议室，十大诗人轮番上台朗读自己的诗，下面的听众除了欢呼、叫好，还会直接和诗人对呛。
写出过《回答》《我不相信》的北岛就被四川的诗人diss了，新写的长诗被当场吐槽：“下来吧，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北岛的脸上挂不住了，站起来反击：
“我从不认为我代表一个时代。诗人应该用作品说话，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 诗歌节上的北岛 >
朗读会结束后，观众反而来得更多，把十大诗人堵在休息室出不来，保安抱着各种样式的笔记本，请他们签名。被困两个小时后，顾城受不了了，把门拉开冲了出去，拿胳膊肘架开了一条“血路”。
在成都的望江公园，诗人们玩得像孩子一样，顾城和谢烨把竹藤编成花篮戴在脖子上，北岛坐在草地上让肖全拍照，舒婷给大家讲述她在美国的见闻。
回酒店的路上，北岛在车上领着大家唱俄罗斯的老歌《三套车》，肖全等人挥舞着双手，放声歌唱。
诗歌节结束之后，顾城给肖全邮寄了自己的诗集《黑眼睛》，内页写了一句话：那些花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那次诗歌节之后，十大诗人再也没有聚首过，肖全的镜头里也没有再出现过如此多的诗人。
两年后，北岛去了欧洲，在波兰访问时偶然碰到了国内的老友，那次相聚让他写出了能被称为好作品的《波兰来客》，只不过诗句里感慨的是梦想的破碎。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七年后，37岁的顾城在异国的小岛上结束了自己和妻子的生命，这个用黑色眼睛寻找光明的诗人，最终还是和那些花儿一起去了。
北岛的美国诗人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嚎叫》里写道：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1993年9月，在北京昌平的精神病院，肖全见到了一位几乎被毁掉的诗人郭路生。
1967年秋天，笔名食指的郭路生19岁，在离京插队之前，朋友在他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四个字“相信未来”。插队间隙，郭路生把这四个字写成了《相信未来》，这首诗在绝望的年代让很多人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但是，郭路生自己差点没扛下去。1973年，因为遭受了强烈刺激，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自此一直在医院生活。二十年后，肖全去看他的时候，病情已好转很多。
在医院黑漆漆的楼道里，肖全问一个坐在地上的病人郭路生在哪儿，那个人喊了一声：“老郭，有人找！”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大高个热情地走了过来，肖全差点被扑倒，没等介绍完自己，郭路生就握着他的手说：“管他妈你是谁，有人来看我就高兴。”
肖全问他，你还写诗吗，老郭从床头柜里掏出一个硬壳本子，里面有二十首没发表过的诗，然后自己忘情地背了起来，肖全赶紧拿出录音机。
< 诗人食指>
老郭背得很投入，完了又说自己不想出院。
“出去干嘛呢，我是疯子。”
为了请肖全吃饭，老郭找护士长开了一张假条，上面写着：郭路生外出三小时。
在医院旁边的饭馆里，两人吃了一顿饺子。老郭问肖全，你还拍谁了。一听都是自己的朋友，就挨个问近况。凯歌最近怎么样，芒克在忙什么呢，崔健这个人可了不起，能写出“酒杯里的大海”这么有气派的话。
2001年，中断了七年的人民文学奖再次启动评选，获得诗歌奖的有两位诗人，海子和食指。
这结果让人欲哭无泪，海子已经在12年前去世，而食指常年住在精神病院，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一死一疯，诗歌还有未来吗。
2013年，肖全和北岛在成都重聚，当年的情景涌到眼前，他问北岛：
“振开，还记得那时候你领着我们唱《三套车》吗？”
在外漂泊太久的诗人摇了摇头，眼睛望着远方说：“我忘了。”
那烟盒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1990年3月，崔健在四川省体育场唱起这首让食指赞叹的《从头再来》。那年，为了给亚运会集资100万，崔健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演。
他从北京、郑州、武汉、西安一路唱到了成都，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在西安那场，有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回去之后把学退了，不当会计改学表演，后来改了个名叫闫妮。
听说崔健到了成都，肖全和朋友们奔走相告。演出当天，三块巨大的红布高挂在体育场内，灯光刚一变暗，崔健就举着一面红旗从后台冲了出来，场内的观众都疯了，肖全被欢呼的声浪震得心脏狂跳。
好多人前一秒还穿着毛衣，瞬间就脱得剩个短袖，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就这么来了。
离舞台最近的保安面色严肃，他们后面第一排观众里有个姑娘闭着眼睛，忘我地跟着崔健喊着唱着，脸上泪光闪闪。
当晚演出的高潮是《南泥湾》，歌声响起的时候，肖全放下相机，跟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手挽着手，任由泪水流淌，万人的齐声合唱让体育场“地动山摇”。
这样的阵势让组织者震惊，有人一个电话打到了北京。“这哪儿是演出，这分明是闹革命嘛！”在那之后，崔健的巡演被叫停，一个解释是：快到6月了，亚运会的工作很紧张，就不用办活动捐助了，谢谢你们！
崔健在成都唱了三场，肖全也拍到了满意的照片，虽然没有按计划唱满四场，摇滚已经在成都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七年后，那个跟着崔健闭眼歌唱的姑娘开了一家名叫小酒馆的酒吧，不经意间成了成都摇滚青年的地标。
2007年，有一个小伙子从拉萨来到成都，后来他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拍完崔健之后，肖全认识了更多的摇滚歌手，有窦唯、何勇和唐朝乐队。1993年9月，肖全来到北京，他住在丁武家里，抽空拍了窦唯跟何勇。
一天，丁武跟肖全说他们要去新疆演出，你要不要一起去，肖全二话没说就上了飞机，那是摇滚乐第一次走进新疆。
促成这场演出的是个大学生小崔说事 姜文，他在北京一个地下室看过唐朝的live之后，被震得说不出话，发誓要把这个乐队带到新疆，让自己家乡的人都听听。这个大学生就是当时还在中戏上学的李亚鹏。
要把唐朝弄到新疆，起码要花十几万，大学生哪有这么多钱。李亚鹏带着8个中学生，把《乌鲁木齐晚报》上有联系方式的广告公司找了个遍，愣是拉来了九万七千块钱的赞助，真就把唐朝送到了自己的老家。
演出那天，乌鲁木齐唯一的体育馆人声鼎沸，四个长发男人一上台，观众的气氛就被点燃了，丁武的高音，老五的吉他，张炬的贝司和赵年的热鼓，都让下面的人前所未见又如痴如醉，就连新疆的老大爷都跟着节奏跳了起来。
< 唐朝乐队在乌鲁木齐 >
演出结束后，肖全看见保安们把帽子一摘，让丁武他们在上面签名，他赶紧按下快门，留下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直到乐队上了车，现场的男女老少仍不愿散去，几个学生追着车跑，眼看着车灯消失在夜幕中。
1994年12月，窦唯、何勇和唐朝登上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何勇的《钟鼓楼》让全场尖叫，伴奏三弦的是他的父亲何玉生，笛子来自窦唯，他在台上喊着：“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后来，张炬走了，摇滚颓了，已经唱不上高音的丁武在给肖全的信里写道：“坚持下去，咱们可不能垮，咱们一垮，就是垮了一代人。”
拍诗人和摇滚歌手的照片，让肖全在文艺圈有了点儿名气，朋友鼓励他走出四川把全国的先锋人物拍个遍。
揣着朋友给他凑的1000块钱，肖全走出了四川，他兜里从没装过这么多钱。在长沙，作家何立伟对肖全的照片赞不绝口，他随手扯下几张长沙市文联的稿纸，给他认为值得拍的作家写推荐信，上面就一句话：这儿有个大师，来拍你们的照片。
推荐信一封封寄出，肖全一路拍了过去。残雪在长沙，贾平凹在西安，苏童在南京，王安忆在上海，刘恒在北京……当年那个群星闪耀的文坛，常有平地惊雷，你不知道下一部轰动中国的小说会先从哪个城市爆发。
肖全问西安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西安有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对方想都没想，“你在说俺们贾平凹吧”。
在贾平凹家里，两个人聊起了作家三毛，因为这是他们不多的共同话题，肖全给三毛拍过照，贾平凹跟三毛神交已久，在她去世后写过《哭三毛》。
肖全很幸运，如果再晚来两个月，就会与贾平凹擦肩而过，当时他开始构思一个长篇，马上就会外出封闭写作。
两年后《废都》出版，铺天盖地的盗版书霸占了全国的地摊。
地摊的盗版卖得再火，作家还得该干嘛干嘛，就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张艺谋拿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他的原著作者苏童一如往常，还得挤在南京的一间阁楼里码字。
南京的夏天酷热，苏童在屋里就穿了个裤衩，肖全跟他相视而坐，作家的形象让他意外，这大哥凭什么那么懂封建时代的女人。
女人不易懂，女作家更是如此，王安忆就不喜欢那种把自己拍得很漂亮的照片，后来那张让她满意的照片，就是肖全在陪她买菜的路上拍的，背景是一条很具年代感的小巷。
多年以后，肖全办影展，王安忆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原来那条小巷并不简单。
“向左拐，张爱玲的弟弟就住在其间，弄口则对着傅雷的家。”
现在，那一片的旧房已经都拆掉了。
从成都一路向北，肖全终于走到了首都。北京有太多他想要拍的人。拍谁就先爱上谁，是肖全给自己总结的“秘诀”，要不然拍不出好照片。
可是，这条规则到王朔这儿就失了效，因为肖全实在对王朔爱不起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尤其不喜欢看，再加上两次邀约失败，肖全在心里放弃了这位当红的作家。
在建国门的华侨村，肖全见到了刘恒，这位北京作家圈的老大哥，正在给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写剧本。当知道肖全也是海军出身时，在海军当了六年兵的刘恒打开了话匣子，指着桌上吃剩的大饼说：“这是张艺谋刚剩下的，他去机场接巩俐了。”
吃饭的时候，肖全傻傻地问刘恒，看过《菊豆》没。刘恒说看过，真他妈棒。肖全又问，知道剧本是谁写的吗。刘恒用筷子指了指自己，肖全愣了一下，然后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聊到王朔的时候，刘恒说那小子也是海军的，待会儿你就给他打电话，我替你说。第二天下午，肖全终于走进了王朔的家门。
王朔跟肖全想象得差不多，能侃会逗，但言谈间透着实在，肖全边听边笑，全然忘了之前有多不待见这位王老师，还留下了一张特严肃的照片。
王朔说自己以前什么都写，没辙，为了活下去。别人给他一包钱，说来个电视剧吧，他就把自己关宾馆里闷着头攒一个剧本。
“现在，哥们儿不写了，给多少也不写了。”
成名之后的王朔很忙，肖全给他拍片的那个下午，就来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个是姜文打来的，他们正在美国拍《北京人在纽约》。挂了电话，王朔还接待了两拨来访的媒体。
2008年，王朔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他在《跋》里写道：
“我的问题就在于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这个十几年前的想法把我将死了。”
在那之后，深居简出的王朔一直在找这部不一样的小说。四年前，他说自己找到了，并且已经写了23万字，只让女婿等少数几个人看过。
这几年，偶尔能在微博上看到王朔的近照，场景多为会见红颜知己和文艺女青年。照片里的人都神采奕奕，唯独朔爷一脸平和，让人看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
当王朔变成互联网时代自拍背景的时候，估计也没多少人再惦记他那本小说了。
回到1993年的冬天，在肖全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张艺谋的文化顾问王斌找到了他，请他为张导正在拍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摄剧照。
在王斌家里，肖全见到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作家，《活着》的作者余华。余华话不多，总以嘿嘿的笑声作为回应。
三人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大雪突然而至，走到43路公交车团结湖站的时候，肖全让余华停下，然后举起了相机。余华在漫天的雪花里竖起衣领，缩起脑袋看着镜头。
此后，余华写了《许三观卖血记》等直面现实苦难的小说，那张大雪中的凝视成了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在寻找这样的作家，不惧风雪，冷眼热心。
1994年，在苏州太湖的一个岛上，肖全给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了几个月的剧照。因为这部电影，这个岛被当地人称为巩俐岛，码头也改叫了外婆桥。
电影开机的时候，巩俐还在为张艺谋理发，等到杀青的时候，两人已经在报纸上登了分手的消息。
一天，田壮壮来探班，看着摄制组热火朝天地干活，他羡慕得直咬手指头。肖全在旁边问，最近在拍什么戏吗，田壮壮说《蓝风筝》之后，自己已经有两年多没干活了。
看着田壮壮渴望拍电影而不得的样子，肖全不忍地按下了快门。
< 张艺谋与田壮壮>
到剧组的第一天夜里，肖全跟着主创去吃宵夜，大家聊起了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张艺谋说他很喜欢，姜文很懂戏，某些镜头处理得比老导演都成熟。
几个月后，肖全在北京三环边一栋白墙红顶的小楼里见到了姜文。当时，姜文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字就叫阳光灿烂。
看着肖全拿着相机，姜文说那咱们就练练吧，两个人先在二楼拍，后来越拍越疯。姜文像马小军一样，站在了一楼的房檐上，肖全赶紧跑到楼下，用210毫米的长焦，定格了姜文轻狂的微笑。
三年后，姜文导演了电影《鬼子来了》并扮演男主角马大三，此后九年都没再当过导演。《让子弹飞》上映那年，姜文到《小崔说事》当嘉宾，崔永元问他：“你电影里真的有那么多暗喻吗？”
姜文摇摇头：“没有，都是真事儿，没暗喻。”
旁边的嘉宾接着问，如果给你三分钟时间跟中国电影的管理者提建议，你想说什么？
姜文回了三个字：“听您的。”
这话没毛病，在影视圈，想成事儿就得有话好好说。不过，在肖全的镜头里，有一位爷敢睥睨整个行业，这就是跟姜文演过《有话好好说》的李保田（刘罗锅扮演者）。
1991年，45岁的李保田住在中戏招待所的一个小房间，当时他已经拿了金鸡奖，演了《菊豆》。肖全一进屋就皱了皱眉：没想到您这么厉害的演员住得这么惨。
李保田哼了一声：
“中国任何一个演员，都休想到我这儿来，我耻于与他们为伍。”
他跟肖全说，自己演戏就是为了糊口，演一部戏能无忧无虑地在屋里呆半年，他拒绝一切重复的角色和采访。
在跟肖全出去喝酒的路上，李保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我以个人的孤独来抵抗那些有组织的欺骗。”
肖全没说话，他那时特别想给相机换一个专业的镜头，但每次隔着器材店的玻璃看到14000元的标价，就会叹一口气。同行跟他抱怨：
“我们不缺制造好图像的能力，我们就缺一样东西——钱。”
今天，艺术家们不缺金钱，孤独反倒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肖全和他镜头里的诗人、歌手、作家和艺术家，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他们品尝过苦涩，所以加倍珍惜表达的时光。
1978年，肖全高中毕业，如愿以偿地当了兵，每月九块钱的补贴都被他省下来买摄影杂志。参军第二年，父亲给他寄了180块钱，握着这笔巨款，肖全坐火车到了北京。他在前门的一家商店里，买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相机——169块钱的海鸥205。
那一年小崔说事 姜文，崔健在北京交响乐团吹小号。王朔在军队仓库当卫生员，写下了处女作《等待》。北岛和朋友们骑着自行车，在各大高校宣传自己办的杂志《今天》。他在创刊号里写道：“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复员后，肖全也选择了前进。一大把的硬座车票，无数个地下室的难眠夜晚，一瓶汽水加一个面包的北漂生活，十年青春换来了一本传世的影集——1996年，人像摄影集《我们这一代》出版。
在理想燃烧的岁月里，肖全看着镜头里一张张青葱但充满野心的面庞，边按快门边忍不住地说：“十年后，我再来拍你！”
< 摄影师肖全>
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一个十年。肖全曾有过复拍的计划，但联系到的几个人都回绝了。
“老了，还有什么可拍的。”
肖全也想过拍今天这一代，但等来等去还是觉得“太薄”，于是他决定留在《我们这一代》。诗人赵野说，因为有八十年代托底，今天的落寞才显得那么悲情和富有诗意。
其实，每一代人都会落寞，都有迷惘，在肖全第一次按下快门的1978年，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是垮掉还是辉煌。他只是想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孤独者身上的光芒。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注视着那些黑白照片里灼热的目光时，他们似乎在呐喊：“看什么呢，别忘了我们曾经英勇过啊！”
部分参考资料：
《我们这一代》，肖全
《摄影家肖全：相机里存放一个悲情诗意的时代》，凤凰网文化
《肖全和两个时代的肖像》，南方人物周刊
《摄影师肖全：我完全被她这样一种美逼得喘不过气来》，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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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