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 本文关键词：布尔，社会学，文化与，读书笔记，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 本文简介：【阅读?思考】网络一代的习性问题布尔迪厄分析说，个人的行为动力或者说是原因可以用“习性”来解释。我们在作出一个行为之前其实是有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单纯由我们的意志或是社会的规则所控制，而是被一种内化了的早期社会经验和预期所左右，这种经验和预期往往跟我们所处的阶层所认为的“合理”“有效”等判断有关。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 本文内容：
【阅读?思考】
网络一代的习性问题
布尔迪厄分析说，个人的行为动力或者说是原因可以用“习性”来解释。我们在作出一个行为之前其实是有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单纯由我们的意志或是社会的规则所控制，而是被一种内化了的早期社会经验和预期所左右，这种经验和预期往往跟我们所处的阶层所认为的“合理”“有效”等判断有关。由此，我们的行为不断地再生产和帮助维持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在分析“内化”这一过程时，假定了它会完美顺利地发生。然而，认知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都表明，个体与群体经常误解与其同等的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在网络时代，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网络时代的我们接触到各种间接的社会经验和价值经验，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哪些是对应于自己所属的阶层特点的。
那些谈得来的朋友们，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是与你拥有相同家庭背景和个人教育背景的人。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从初中开始接触网络，也接触了一些非主流文化（正处于叛逆期），这一直影响了我后来的交友状态，乃至价值观和人生观。后来在大学被证明，我的这些选择已经与同我所属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相去甚远。用布尔迪厄逻辑来说，我所属的社会阶层对我的趣味和文化习性产生影响很小。
这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内化”过程没有顺利起作用，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早该被我认知的东西，还可以在我大学之后重新学习。事实上，现在的我确实明白我所属的阶层认同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既然“内化”阶段可以借助外力来弥补，那么也能顺利形成所谓的“身体化倾向”吗？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毕竟无意识的接受与有意识的理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情况，后者如果不被行为者认同，就永远不会对他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这是否能说明网络时代打破了原有的习性生成机制，从而避免布尔迪厄所说的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呢？这样真的能够改变社会结构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回到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问题关键在于习性所带来的倾向性。失去“内化”阶段的人此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是走上一条他明知道不符合他所属的阶层理性预期的道路，第二是他勉强自己回到“正途”。这两种选择其实结果都不会很好。对于前者来说，他已经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或者说是不充足的信心；对后者来说，他需要否定他以前的认知甚至放弃他以前的趣味和文化倾向……
所以基本来说，我对习性发展被“扭曲”的网络一代人抱有同情心。
不过，这里也有一点点积极方面。那就是，他们因为很少与自己所属阶层的社群打交道，所以在早期他们不知道应该要“内化”哪些阶层经验，而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最直接的、最真实的社会经验就是教育。这样一来，教育作为符号权力实施的主要机构，便失去了本应该具备文化习性的教育对象，因此它所传递和灌输的知识就有可能不被倾向性地接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再生产不公平社会阶层的功能。
【阅读?转述】
处于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平没有遭到抵制而持续存在着？答案——文化掩盖了社会权力。为了进一步解释，需要先理解布尔迪厄提出的几个概念或者说是关键理论点，它们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
有用的核心概念
“习性”
布尔迪厄用习性来解释个体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既非唯意志的，也非结构主义的，他认为个体不是简单的结构承受者和被动执行者，其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超越社会客观结构的制约。第一，习性具有将社会客观规则内在化的功能；第二，它又能够生成具体实践行为。它先将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内化为一种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引导个体在行为时，“不假思索地服从秩序”。因此它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是身体化的。
“场域”
如果将习性比喻为一种驱动力，那么场域就是它作用的背景结构；如果说习性能够通指所有行为的动力，用不着分类，那么相反，场域却可以。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由许多的“小系统”组成，每一个都是一个场域。在很大程度上，场域通过自己的内在机制加以构建，具有相对于外在的自主性，其中的要素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获得自己的特点，他们在场域中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互相争夺。
值得注意的是，场域和场域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要素由他们的位置和关系所定义，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总体来说，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但有自己的逻辑，而且也遵从整个社会的逻辑和制约影响。
“资本”
个人和群体总是凭借着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各种资源来维持和改进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有价值的资源一旦变成争夺的对象，就成为了权力资本。布尔迪厄主要谈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货币与财富）、文化资本（教育文凭制度等）、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符号资本（合法性），这些资本之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资本积累和投资而得到转化，以维护和强化社会秩序。
“阶级”
布尔迪厄“把社会阶级界定为具有相似的生存状况与相应的倾向系统的个体的任何一种组合，这种倾向反过来又产生相似的实践。”社会阶级的决定因素就是各种资本的数量和组合结构，可以分为“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制原则”和“从属性的等级制原则”，前者主要是经济资本，后者主要是文化、知识资本。布尔迪厄主要根据统治阶级在各种有价值的资源的总量上的优势将统治阶级区别与被统治阶级，它本身又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被内在地加以区分。
权力如何被合法化
布尔迪厄认为，一种权力要发挥作用，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正当性证明，当权力获得了正当性证明，也就被合法化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基础是“误识”，意为“将自我-利益的逻辑理解为超功利的逻辑”，而符号生产者对符号系统的操纵，使得这个过程得以成立。因为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实质上是对被符号系统转化过来的符号的理解，是经过意义建构的。
这样看来，符号生产者在整个合法化的过程中地位重大，他们通过自己拥有的符号权力，将潜在的利益关系伪装成超功利的追求，把现存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合法化，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文化如何掩盖权力
因为权力的实施在误识的基础上被合法化了，所以社会不公平没有能够持续存在，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有所解释。在这种“符号权力的社会学”中，文化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客观化、机构化的文化资本不平等分配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关键之一，因为文化资本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社会分层基础。”
布尔迪厄把文化作为一种被争夺的有价值资本来研究，他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内化形成的身体形态——欣赏与理解框架（习性的第一个层面），第二种是客观化形态（文化商品等），第三种是机构化形态——教育文凭制度。
最后一种是其研究的重点。
教育的阶级关系再生产
“布尔迪厄把教育系统视作当代社会中控制社会阶层与社会特权地位的主要机构。学校为生产、消费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基本的机构性的背景。”
首先是教育系统的“内化”功能。在他看来，学校反复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规范，使人们被社会化，以适应特定的文化传统——这是整体上的符号权力统治。比如，学校赋予某些文化遗产以特权而贬低另一种文化遗产；强调统治阶级喜爱的知识形式、文化理念……
除此之外，教育还具备“外在”功能，强化而不是重新分配原有的不平等文化资本。为了解释这一点，要用到“习性”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学生本身所属的社会阶级经验以及对学术成功可能性的预期，决定了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或者课程。看起来是自由选择，但因为有习性的存在，所以无法摆脱原有的不平等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
知识场域的阶级关系再生产
按照布尔迪厄的逻辑，知识分子是文化资本方面的富有者，但是文化资本又从属于经济资本，所以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他们的活动场域被称为知识场域，一个争夺谁拥有界定什么是文化生产的合法形式的权利的场所。运用场域的相关理论，布尔迪厄解释了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实现。
场域思考模式告诉我们，在知识场域中，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是他所在位置的一种功能，因为场域是由等级层次明确的位置所构成的。所以，为了维护和强化自己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为突出个人特异性而斗争（他们争夺的是界定文化生产合法性形式的权力）。
一方面，这种竞争即便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在文化生产中的特殊利益，但同样也把阶级的文化加以合法化了。因为学者们的资本构成都不一样，阶层属性也不一样，他们的习性已经带有了倾向。另一方面，这种竞争要求必不可少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这无形中排除了缺乏这些能力的人们，这在某个意义上就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
其次，布尔迪厄的研究还发现：
1、
许多支持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处于知识场域中的被统治地位；
2、
其他相同条件下，越少拥有特殊资本的知识分子越难以抵挡诱惑；
3、
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文化资本越少的知识分子越支持现存的社会等级。
4、
喜欢不加批判地将自己的场域利益等同于他们所代表的集体利益。
【阅读?摘抄】
原理论
与主观主义决裂：
1、
批判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萨特），因为把行动者的决定从社会语境中抽离了。
2、
批判对人类互动行为的微观研究（人种学、现象学、符号互动理论），因为所有的行动者用来建构现实的资源是被不平等分配的，所以他们不能再同等的地位、以相同的方式理解并作用于世界。
3、
批判理性行动者理论。
与客观主义决裂：
1、
批判实证主义，因为我们加以识别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是“知觉的对象”，所以行动者的知觉也应该被纳入综合解释框架才对。
2、
批判僵化的结构主义，它把行为归结为纯粹的理论的、超时间的、逻辑的模式。事实上，行为者的行动并不是为了逻辑的目的，而是生存的实际目的。
布尔迪厄建构的关系：
竞争、不平等、无意识
设想了一个严格的成双成对的社会秩序
探讨：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
关系
1、
社会化的实体并非位于社会的对立面，它实际上是社会存在的形式之一。
2、
个体和社会是社会现实的两个方面，应该相互关联地得到构建。
3、
行为不是对外在的机械性反应，因为习性、传统、风俗和信仰这些过去的文化会调节外
在结构对行为产生的影响。
行为的原因
1、
行动者是否遵循规范和仪式，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是利益定向的，被称为“策略”性的，
区别于僵化的结构主义决定论，表明了对行为能动性的肯定。
2、
布尔迪厄认为个体的利益是由行动者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这种利益不是“目
的定向”，而是“实践中的倾向”，是“禀性化”的。
（利益根本不是人类学的不变体，而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一种只能通过历史分析、经验观察才能理解的历史建构。利益不能从某些虚构的、“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
发展：习性——关于行为的文化理论
核心内容
一套深刻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它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的理论。
A.
习性的创新能力来自家庭以及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
B.
习性来自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外在的结构在这种经验中被内化。
C.
“基本的社会存在条件”，从物质上、社会上、文化上决定了对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言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些内化为相应的倾向，倾向于再生产与生产习性的条件相适应的行为、知觉以及态度，使行为者偏向于选择依据他们的资源与过去经验最可能的成功的行为方式。
D.
行动者对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判断来自习性。
E.
这表明了阶级的结构劣势如何能够被内化为相对持久的倾向，这种倾向则能够通过社会化而在代际之间传递并产生自我挫败的行为。
F.
习性通过引导个体“不假思索的服从秩序”，而把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合法化。
G.
布尔迪厄并没有把所有行为都看作是受习性支配的，在高度法规化、高度规范化的情境中，或者在威胁到至关重要的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情境中，行为较少依赖于习性。
评价
1、
布尔迪厄倾向于假设客观机会的内在化过程是完美顺利发生的，但是从认知心理学到统
计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与群体经常误解与其同等的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
2、
习性使行动者期望适应客观的可能性，因而被统治者实际参与了他们的被统治状况。然
而这种对客观性的计算可能是错误的。
权力斗争的场域
核心内容
场域是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它界定社会的背景结构，习性就是在这个背景结构中运作的。
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
B.
场域以关系性的理论推论模式为基础的概念建构。场域要关注的是塑造经验现实的利益与斗争的潜在模式。
C.
场域分析要求关注塑造文化生产的社会斗争条件。
结构特征
A.
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领域。例如：艺术风格与观念的差异被视作是争夺知识界承认的策略。
B.
场域中的位置是有不平等的资本分配而不是位置的占据者的贡献决定的。场域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每个特定的要素，都是从其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场域中的斗争使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相互对抗。知识的合法化系统的再生产者——“文化的掌管者”，与新知识系统的创造者“文化的创造者”对抗。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
C.
场域把特定的斗争形式加诸行动者。一个基本信念：斗争的场域是值得追逐的，对斗争利益的相互认可。
D.
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的内在发展机制加以构建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于外在环境的自主性。例如：文化场域逐步得到独立于政治和经济场域的自主性，这来自于自主发展的驱动力——专家团的兴起，他们逐渐能够发展、传播并控制自己的特定的阶层文化，并获得符号权力，结果引诱人们赞同现存的社会安排。
对社会学的反思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学术视野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包含对权力的追求。所以他认为“一个充分反思的过程，要求研究者把客观化的意图本身客观化”。
“社会科学家不自觉地把特定的认识论假设与知识场域的利益转译为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所以只有通过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实践，把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的实践本身，我们才有希望获得一种摆脱知识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方法。”
布尔迪厄对社会学的承诺是：通过揭露知识实践的潜在社会条件，我们可望部分地免于意识形态的干扰而进入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更加客观的把握。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