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具有制度化利他主义特征 本文关键词：利他，社会工作，制度化，特征，主义
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具有制度化利他主义特征 本文简介：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具有制度化利他主义特征,是受社会工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社会工作就是一种协助人们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并增强他们社会生活功能的一种社会制度化的方法。社会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公益事业,它以人文关怀为圭臬。这种工作不是靠市场机制来推动和维持的,相反,它必须超脱市场那种商品交换关系
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具有制度化利他主义特征 本文内容：
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具有制度化利他主义特征,是受社会工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社会工作就是一种协助人们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并增强他们社会生活功能的一种社会制度化的方法。
社会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公益事业,它以人文关怀为圭臬。这种工作不是靠市场机制来推动和维持的,相反,它必须超脱市场那种商品交换关系。这样,设计一种激励体制来调动社会工作者积极性以合理利用公共资源和设施履行助人职责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合理的制度条件下,社会工作者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不但不会对受助者产生不利作用,相反,还会延伸出一种/利益正相关0的效果。因为社会工作者只有在客观上真正帮助了受助者,才会得到制度的承认、公众的支持,他个人的利益也才能实现。
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社会工作制度化的利他主义特征。按照卢梭的观点,自爱、利己是人的自然本性,而同情、利他品性则是根据社会要求应该达到的,是一种当然的要求。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曾设想了一个/自利的行为谱线0:在一端,受益的只是个体,然后是核心家庭,然后是扩大的家庭,然后是群体、部落、酋长国;最后,在另一端,是社会政治最高单位。他认为,在上述生物行为线上,人是相当接近以个体为中心一端的。〔10〕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差序格局0的利他主义顺序,也就是说,利他的强度和频率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而急剧下降。如此看来,利他行为是社会普遍性价值要求,从个人来说则非必然具有的,因此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显而易见,社会工作者的利他主义品性也不是天生就有的,那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受助者对社会工作者而言,只是职业上的帮助对象,他们是/异己0的陌生人,是处在以社会工作者为中心的/差序格局0中外围的人。
因此,社会工作者对受助者的利他思想及行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要使社会工作者树立利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通过教育培养,使社会工作者形成以同情心、社会责任感、忘我精神为内容的利他主义的道德自律;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促成。建立在培养教育基础上的利他主义行为是稳定的、自觉的,但表现出社会工作者个人的特点,往往是带有情感性的利他主义,如主动同情受助者,耐心细致地倾听对方的困苦陈述,等等。
但制度化的利他主义则表现出职业性的特点,利他行为往往是理性程序化的,并且是可以预见的行动,如定期上门拜访受助者,及时把救助款发放到受助者那里,等等。后一途径之所以必要,在于教育这种方式并不能使所有的社会工作者树立起一种道德自觉的利他主义,也不能保证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为防止社会工作中出现损人利己的/价值风险0,制度的约束比教育来得更为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利他主义不仅构成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社会工作正常有效的方式。
三、现代社会工作利他主义制度化的功能及其局限性
社会工作助人利他行为的实行需要制度的保证。一般来说,在社会工作职业范围内,较少存在与利他主义行为规范相冲突的情况。但由于对某一案主问题的解决往往离不开其他一些行业的协助,如对病人的帮助离不开医院,对罪犯的教育离不开监狱,对穷人的脱困离不开民政部门,等等。由于受助者绝大多数缺乏相应的知识信息或有关的救助政策,对一些行业的过失行为无力作出判断,甚至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还浑然不知。他们更缺乏与官方打交道的经验。社会工作者就成为协调受助者与政府部门及有关行业的中介人。
利他主义制度化对社会各行各业都是必要的。社会工作者利他主义的实行并不是单个行业行为,有赖于整个社会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公正,有赖于利他主义在行业的社会化。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与医院等赢利性行业有着重大区别。社会工作的利他是职责内的责任,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以利他为目的的,正是利他才成其为社会工作的本质规定。而医院的利他行为则是职责外的付出,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使本职工作增加利他行为,或者说要求不损害服务对象的利益。因此,利他的要求对社会工作来说是一种强评价,而对医院来说则是一种弱评价。正因为如此,医院在面对服务对象时,提供的服务往往限定在专业知识范围内,并在某些情况下与利他主义规范相冲突。例如,患者在治疗时又同时作为医学方面的实验对象,把患者作为实习医生的临床对象,这类现象屡见不鲜。这从医学的观点看似乎合理,但社会工作者却不以为然。从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来衡量,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的,损害了患者的利益。于是就会诉诸一定的机构制定相关政策,使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根本保障。社会工作利他主义制度化的一个最有效功能,表现在可以使我们从整体和结果上保证社会工作的公正性。社会工作是利他主义的,然而,社会工作者究竟是从/利他0出发来利他,还是由/利己0出发来利他的?这个问题尽管重要,但由于其具有/黑箱性0和/个体性0,实际上成为一个假问题。而从制度化利他主义的角度出发则可以避免这个缺乏意义的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工作者从其个人来说具有获取报酬的功利性,然而从其整体来看,就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组织行为而言,一种制度化的利他主义就成为其根本特征。尽管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动机看,有利己的,也有利他的,这并不妨碍社会工作行为从整体上是利他的。因为/制度化机制总是把自我利益与关心他人结合在一起,并以此来促进利他主义行为,而不管具体动机差异有多大0〔11〕,/利他主义的制度化形式,其目的是期望增加各种利他行为,而不管施助者的动机是利他的,还是利己的0〔12〕。这并不否认社会工作者个人道德素质的重要性。不考虑施助者的动机,而只要通过制度注重对社会工作者外在行为的调控,意义在于:重视制度的完善来对社会工作的助人行为实行有效的支持系统。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指出,公共道德对公共行为有两个适合性特点:/它意味着对结果的高度重视和对公正性的较严格要求0〔13〕。制度化的结果不仅意味着尽心尽力行使助人利他职责的社会工作者受到奖励和鼓舞,更重要的是使利他主义成为/理性经济人0在社会工作中唯一/理性0的选择,使违背受助者利益的行为受到惩罚和警示。我们可以借用布迪厄常引用的韦伯的话,来说明制度对调节社会工作者利他行为的作用:/只有当遵从规则的利益大于无视规则的利益时,社会行动者才会遵守这项规则0〔14〕。
因此,制度有利于促成社会工作者形成利他主义的社会性格,使利他主义成为社会工作者的行动/惯习0。/惯习0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0〔15〕,/它来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0〔16〕。制度建构利他主义的社会惯习,从而把一种基于个人情感的偶然的、不确定的利他行为提升为专业化的职业道德,使道德驱动的利他主义有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作保证。这里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它以付出服务获取报酬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社会工作视为一种经济理性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动机必然是利己主义的,只是表明社会工作者也是利益主体。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工作的介入在本质上就是价值的介入、道德的介入,如果缺乏约束的机制,经济理性行为就有可能转化为利己主义的行为。制度化的作用实际上在两者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减少了这种转化的危险性,从而强化了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价值理性。
当然,我们说社会工作者的利他行为是制度化的,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完全是被动的。之所以称之为/惯习0(habitus),而不是/习惯0(habit)
(如布迪厄所区分的那样),在于后者已成为一种刻板的、不变的行为,而惯习则具有生成的、创造性的意义。社会制度所提倡的利他主义在运用到社会工作的特殊情境时会产生明显的道德主观性和不连续性。因为制度提供的资源和规则归根结底要通过社会工作者内在的价值观而发挥作用。有必要区分制度的刻板性活动与社会工作的情境性活动。社会工作的对象是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对他们的帮助不仅需要专业和技术的介入,而且更需要情感的介入。〔17〕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因素,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和强化社会工作者的助人利他行为,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自利行为,使之接近利他主义的理想境界。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主要是对行为的控制而在观念塑造方面有些不逮。在利他主义制度化的同时,我们要谨防社会权力对社会工作的过多干涉和对社会工作者自主行为的压抑。更为危险的是,为获取奖励和报酬而对官方政策的无原则顺应,为避免上级权威机关的责难和对秩序的破坏而表现的无条件顺从,会使社会工作丧失其应该具有的公正性和社会批判精神。社会工作者是联结社会政府与受助者的中介人,他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受助者的代言人,社会工作者要采取有效的社会行动以改变不利于受助者正常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控制的代理人,又必须帮助受助者适应一定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价值体系内建设性地生活。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角色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社会工作的根本要求决定了社会工作者必须站在受助者一边。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工作的助人利他行为是由制度推动的,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如果在社会制度及政策符合受助者的利益和要求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做起工作来自然得心应手,不会出现两难矛盾。但如果制度和政策不公正,社会工作者还能否站在受助者一方来反抗不合理的制度呢?这将是问题之所在。社会工作对制度的依赖性,使得社会工作者不可能超然度外。因此,社会工作建构的关键是摆脱对制度驱动的利他主义的过分依赖,而寻找多元化的创造和发展社会工作助人利他行为的新力量。
在早期阶段,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表现为个人化特征。对受助者提供帮助的施助者是非组织性的个人志愿者,其助人行为表现为偶然的、自发的现象。这些志愿者自身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和助人价值观念。这种援助一般不图回报,因而是利他主义的。但援助的动机则含有个人的目的,他们或是出于某种宗教信仰的需要,或是出于为自己获得好名声、好人有好报心理的需要,助人是期望通过付出一定的物质代价来换取自身精神上的满足,因而私下或隐蔽地带有利己主义的倾向。而对于受助者来说,必须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接受施助者的恩赐。社会工作早期阶段也存在一些组织性的救助活动,施助者一般是一些宗教团体或民间慈善机构。由于团体制定了相关的训诫、规定,因而使得帮困济贫成为团体的一种经常性的、规范性的行为,成为团体活动的一部分。从救助的信念看,乃主要源自于宗教观念。基督教信条定要“爱人如己”。这种“爱”是基于精神价值的爱,不带有功利性,也不图回报。但在爱的名义下,却只是对自身援助价值的肯定。助人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于这种援助给了穷人排忧解难,而在于“爱”本身的意义,“爱”就是爱,体现了上帝的恩赐而已。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受助者的人格是被贬低的,帮助自惭形秽的人们正是为了衬托施助者的崇高伟大,在施助过程中恰恰展示了宗教神圣的魅力。
综观社会工作的早期阶段,利他主义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取向,而这种利他的精神动力又来自施助者内心的意志自由和自身资源的充溢,这正是为什么在早期阶段不需要制度来鼓动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与西方工业社会的诞生是同步的。工业社会问题增多,贫困人口增加,已成为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样,早期带有个别性、偶然性或局部性的社会工作上升为一种普遍性、必然性的社会发展要求,乃至上升为一种社会制度。与此相应,早期表现的个人化利他主义也就转化为制度化利他主义的形态。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西方启蒙主义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价值,关心人的世俗幸福;鼓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从上述理念出发,可发展出两种完全相悖的伦理观念: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因为启蒙理性所强调的作为中心的“人”,既可大到人类,也可小到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种观念并驾齐驱,成为资产阶级确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依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己主义愈来愈占上风。为此,孔德提出“他主义”为实证主义宗教的中心,与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利己主义”想抗衡，抵制盛行的工具理性行为。孔德的利他主义信念,是与其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他指出:/实证精神认为,单纯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整个新哲学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思辨生活中始终倾向于突出个人与集体各个方面的联系,因此,谋求公共利益将不断地视其为是通常确保个人幸福的最合适的方式。〔7〕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比较,孔德的/利他0基调更高:要爱他人胜于爱你自己。然而孔德所高谈阔论的利他主义带有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它与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现实要求格格不入。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利他主义是伴随着不断强化的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发展的。通过利他主义的调节,社会发展会达到一个/社会平均0状态的/理想0目标。正是现代社会人与人经济利益的紧张以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张扬,利他主义提倡的呼声才日益高涨,乃至于需要制度来激励与推动。/许多现代哲学家有一个共同一致的见解,认为法律认定的要求日益取代自由的仁爱行为和牺牲行为,因此,爱就变得日益多余了0。〔8〕舍勒这里所谓/多余的爱0指的是基督教的爱。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的/博爱0(尤其对穷苦人的关切和照料)已由教会和私人转向由国家负担。〔9〕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由此而具有的利他主义制度化的特征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当然,中世纪的教会公益既有脉脉温情
的一面,但是也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为了讨好巴
结天堂里的统治者0[13]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
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它罪恶的公正的惩罚,就是对
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0[14](P218),基督教
的公益伦理无可避免的要反映中世纪统治阶级的意
志和利益,由于基督教自身教义的逐步修正,神学体
系的日益精致,基督教公益伦理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具
有代表性的伦理思想,并长期作为西方公益事业的主
流价值观之一而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