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罗浪授衔后拍摄的肖像。（受访对象供图）
从一位归国华侨青年，成长为新中国军乐事业里程碑式人物，罗浪走过抗战的烽火，见证解放的号角，指挥开国大典激昂的国歌，为新中国军乐的建设和发展夯基培土。近日，罗浪之女罗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父亲一路走来，不变的是他为民族创作的初心。以下是罗静的讲述。
晋察冀大地走出的军乐人
1937年，17岁的父亲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回国求学。可是在日寇燃起的烽火狼烟下，当时偌大的中国义勇军进行曲五线谱，竟已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课桌。父亲到上海不久，亲历日军炮制的“八·一三事变”，所在的暨南大学高中部，校舍被炸为废墟。不得已，他只能乘坐难民船离开上海，此后又辗转广西、香港等多地求学，但经历都难言平顺。
1938年6月，父亲和几位华侨青年好友决心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他们历时一个多月，经广州、武汉、西安，抵达延安南面的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培训。这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到陕北公学招生。父亲此前接触过音乐，考试时凭借一首饱含抗日决心的《松花江上》顺利考取了鲁艺，成为音乐系第三届学员。
延安鲁艺的生涯是父亲一生难忘的经历。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文艺理论与音乐基础知识，还师从冼星海、吕骥、向隅、李焕之等音乐大家学习指挥和作曲，成为冼星海排演《黄河大合唱》时的首演队员之一，负责吹口琴和打鼓。那时，乐队只有3把小提琴是西洋乐器，其余只有少量二胡、三弦、笛子、口琴，还有一把用汽油桶自制的低音琴，打击乐只有鼓。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冼星海却谱出了富有中国气势的雄壮乐曲，这种洋为中用、因地制宜的音乐理念对父亲产生极大影响，用音乐表达爱国的方式也深刻启发了父亲。1939年底，父亲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他把这些创作理念都带到了根据地，立足当地条件创作了大量歌唱抗战的新作品。
在晋察冀敌后抗战的岁月中，父亲一边跟随部队与敌周旋，一边开展宣传工作，用音乐慰劳战士、鼓舞斗志。他在一分区担任音乐教员和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担任音乐队队长期间，多次指挥《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曲目的演出，并组织排演话剧、歌剧、活报剧。1941年，为纪念“狼牙山五壮士”掩护一分区部队转移，父亲为《五壮士之歌》谱曲，创作了《五勇士故事歌》。此后，还创作了《保卫一分区》《七月小唱》《当兵谣》等作品，并为歌剧《从军曲》作曲。他创作或谱曲的歌谣、大合唱及歌剧曲目通俗易唱，许多作品在根据地的部队和百姓间广为流传。
解放战争期间，清风店战役大捷，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大败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军有一个军乐队，父亲接到收编并重组军乐队的命令。他骑着缴获的自行车四处奔波，从各个俘虏营召集分散的乐队队员，并找到长笛、黑管等20多件乐器，加上原有的乐队队员，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新乐队。这一时期，父亲开始尝试将革命歌曲改编为军乐。1948年初，随着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改编，这支乐队重组为华北军区军乐队，父亲任队长兼指挥。
开国大典奏响中国典礼乐
1949年，三伏已尽，恰至新秋。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新中国的黎明。共和国的首都定在北平，由华北军区承办开国大典。指挥开国大典军乐队的职责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父亲的身上，这年父亲只有29岁。
那年义勇军进行曲五线谱，父亲奉命组建联合军乐队，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基础，联合了受阅部队各军、师的军乐队，并邀请华北文工团接管的原北平较有名气的警察局军乐队，从中挑选了100多名乐手，组织成一支近200人的联合军乐团。
1949年9月召开的一次阅兵训练会上，父亲提出了开国大典用什么典礼音乐的问题。众人提出不同意见。有人提议使用当时国际通用的德国典礼乐，也有人主张使用苏联的乐曲。就在很多人赞同使用苏联音乐时，父亲提出了第三种方案：用中国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作为典礼音乐。会后，三种方案一起报送中央。
父亲在方案中详细列出了典礼的拟奏曲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阅兵式演奏《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骑兵进行曲》等；群众游行演奏《团结就是力量》等。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敲定了由中国乐曲作为开国大典音乐的方案。这让父亲倍感鼓舞。
典礼音乐方案确立，在阅兵训练中又出现新问题。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刚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硬仗”，战士们习惯了在战场上冲杀，突然要结合音乐的节奏齐步或正步走，大家一时难以适应。排练常因军乐队鼓点和部队步伐不同步而“乱套”。此外，鼓手按惯例站在军乐队后排，鼓声打在天安门临近建筑的墙壁上，加剧了战士们听到的不整齐回音。父亲反复思考对策后，把鼓手安排在乐队最前排，和阅兵队伍距离更近，让战士们听到的鼓声更大、更清晰，再把乐曲每小节起始时敲鼓两下改为敲一下，都敲在战士迈左腿的动作上，鼓点更少更易走整齐。如此一改，部队和乐队的配合立刻改观。
开国大典前，还出现一个小插曲。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然而，两天后父亲才接到通知。他挑灯赶出和声部分，并让所有队员连夜抄写分谱。幸而《义勇军进行曲》广为传唱，军乐队每个队员对曲调十分熟悉，排练时间虽紧，但效果不打折扣。1949年9月30日下午，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父亲指挥军乐队进行了国歌的首次演奏。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军乐队在天安门广场指定位置列队完毕。父亲站在军乐队最前方，身后是两名副指挥各率一个百人方阵。
下午3点，开国大典拉开序幕。随着“升国旗”的一声令下，父亲挥动指挥棒，身后的军乐方阵立即迸发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曲调。当国歌响起时，整个广场一片欢腾。
当天，军乐队上场的195名队员站立了5个小时，圆满演奏了开国大典的典礼音乐。父亲后来说，这是他完成得最好的一次任务。
传道授业播撒军乐火种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曾接到为张家口阵亡烈士悼念仪式奏乐的任务。父亲说，当他看到烈士遗体还保持着战斗姿态时，决心对民间流传的《哀乐》进行改编，使曲调在哀恸同时增加激昂之音，意在哀而不悲，化悲痛为力量。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军乐队演奏的就是父亲重新编曲的《哀乐》。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还曾对《东方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军队进行曲》等数十首军乐曲和礼乐曲进行创作或改编，许多作品广为人知。
父亲对中国军乐事业的贡献，还在于对军乐人才的培养。1951年，父亲负责组建千人军乐团并担任团长。为了提高军乐团的专业素养，他选拔队员前往上海参加管乐训练班，请每种乐器的名家对队员作针对性培训。1954年，父亲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军乐处处长，组织编写了一批军乐教材，印发全军各军乐队。1956年，他倡议成立中国第一所军乐学校并担任校长，为全军输送了大批军乐人才。
父亲关注教育事业，去世前曾叮嘱我们子女7人，要把自己10万元左右积蓄捐给家乡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雷锋镇潘祠村，资助贫困生上学。2019年，当地教育部门宣布以这笔捐款设立专项基金后，在乡亲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为基金捐款。如今，原本10万元的基金已扩充为20余万元的“罗浪乡亲奖学助学基金”。也是在近年回乡参与奖助学金颁发的过程中，我才得知，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就曾多次捐助过家乡学校购买图书。
2015年7月，父亲去世。八宝山殡仪馆兰厅挽联上写着“游子赤子学子五线谱中弹指金钟迴响 军乐军影军教开国典上挥棒哀乐流芳”，此言不虚。自回国前往延安学习时起，父亲就始终坚持为中华民族进行音乐创作，这种坚持充分体现了父亲的深深爱国情、拳拳赤子心。（记者 林子涵）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2月10日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