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与制度设计 本文关键词：养老保险，障碍，农民，参加，制度
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与制度设计 本文简介：我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分析本文为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2007年12月）入选论文。宁光杰摘要：本文运用动态最优理论，建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民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如何起到平滑消费、缓解贫困的作用。针对中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比率较低的现状，运用1999-2005年各省的面板数据
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与制度设计 本文内容：
我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障碍分析
本文为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2007年12月）入选论文。
宁光杰
摘要：本文运用动态最优理论，建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民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如何起到平滑消费、缓解贫困的作用。针对中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比率较低的现状，运用1999-2005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农民参保的因素，包括收入、子女数量、土地面积、固定资产、其他社会保险或社会救济的获得情况，说明农民收入低如何制约了其参加养老保险，依靠子女和土地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没有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负面的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政策建议和构建中国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社会养老保险；农民；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动态最优化；面板数据
Peasants’
Barriers
to
Joining
in
Social
Pension
Plan
and
Institutional
Reorientation
Abstract:
Using
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Theory,this
paper
establishes
peasant’s
life
cycle
consumption
model,and
analyzes
how
the
social
pension
can
play
the
role
of
smoothing
consumption
level
and
reducing
poverty
rate.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05,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easants’
joining
behavior.
It
suggests
that
peasants’
low
income
restricts
them
from
joining
in
the
pension,Family
support
of
old
adults
and
land
dependence
can
to
some
extent
replace
the
social
pension.
The
minimum
living
expenses
security
system
did
not
exert
adverse
impact
on
social
pension
plan.
In
the
end
the
paper
giv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nd
institutional
reorientation.
Key
words:
Social
Pension;
Peasant;
Life
Cycle
Consumption
Theory;
Dynamic
Optimization
Theory;
Panel
Data
一、引言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城镇居民的养老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的养老任务更加艰巨，也更迫切需要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对于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保证农民生命周期的消费水平稳定，也能够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从1991年开始，我国在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后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是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还很低，覆盖面在一段时期甚至出现下降（由1999年的9.75%下降为2003年的7.06%，《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是农民不考虑长远利益吗？其实不然，中国农民一向勤劳简朴、未雨绸缪，他们用土地、储蓄、固定资产等其他方式来进行风险的防范。农民参保率低的原因，不仅在于其保险意识与传统观念，还与农民收入水平、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等因素有关。
本文运用动态最优理论，建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民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如何能够起到平滑消费、缓解贫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各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最后对解决农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运用动态最优理论寻找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民的最佳消费路径。分析养老保险的出现如何改变农民的跨期消费行为，养老保险收益率的提高如何对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拉动内需起到良好的作用。其次，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实证分析影响农民参保的主要因素，发现收入水平低下限制了农民参保，而由于土地、固定资产等物质资产能够给农民提供一定程度的养老保障，使农民降低了参保的积极性。依靠子女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并影响着农民的参保行为。这些结果对重新设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养老保险与农民的消费行为：动态最优分析
假设农民家庭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单位，效用水平受消费的影响，因而有效用函数，其中，人均消费水平是家庭总消费与家庭人口之比，并设，为家庭人口增长率。于是生命周期中家庭的总效用为，为贴现因子，贴现率的高低反映人们对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
设农民家庭的人均净资产为，这里的资产包括土地等不动产、生产工具等固定资产以及储蓄等货币资产。如果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资产投资：在第一期是负的资产——缴纳养老金，在第二期获得养老金，取得投资的收益。所有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为。家庭的工资收入为，包括来自农业的收入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所得的收入。则家庭的人均预算约束为
（1），它的含义是人均资产的变化率等于工资收入加资产投资收益减去消费和由于人口增长而引起的人均资产变化。
家庭长期效用最大化问题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求消费使最大。首先写出对应于该问题的哈密顿函数：
（2）
达到动态效用最大的必要条件是
（3）
写出正则方程组（4）
由（3）式得到
（5）
对（5）式两边求导并令其左端与（4）中第二个等式的右端相等，整理得到：
（6）
该式说明家庭的最佳消费策略是使资产的回报率等于贴现因子与由于人均消费提高而引起的边际效用下降的速率的和。等式的右边可以理解为消费的回报率。因而最佳消费策略是使消费的回报率等于资产的收益率。提高农民各项资产的收益率，也要求提高消费的回报率。那么，消费水平会如何变化呢？首先较高的收益率提高了当前消费的成本，居民会减少当前消费。另一方面较高的收益率又有收入效应，这会提高所有时间的消费水平，包括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所以，养老保险的出现，会改变农民的消费行为，使其增加当前消费，这对于发展农村经济、解决我国的国内需求不足问题都有好处。在养老保险收益率提高的情况下，这一影响会更加明显。
养老保险还会改变贴现因子，使农民的贴现率提高。一般来说，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家庭的贴现率会较高。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他们有规避风险的意识，有为子女谋福利的利他主义精神，所以其贴现率并不高。或者说，传统文化和观念影响着贴现率。但一旦有了社会养老保险，因为将来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农民的贴现率会提高，现期消费会增加，也会改善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水平。
比较贴现率与资产收益率的大小也有启示意义。在已知效用函数的情况下，容易证明，如果资产收益率高于贴现率，消费水平会上升。如果资产收益率低于贴现率，消费水平会下降
参见王翼，《动态经济学》讲义（下册）,南开大学2005年，第2页。
。所以，资产收益率对养老保险改革、农民的消费变动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由上面的各式可以得到最佳的消费路径，按照这一路径进行消费，能够保证家庭长期的效用最大化。而消费路径的选择又受到初始消费水平、资产收益率、贴现率、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现实情况是要获得养老保险的收益，必须先行交纳若干年的保费，这可以理解为投资的增加，它会引起第一期资产的减少。假设将生命周期简单地划分为两期：退休前的工作时期和退休后的养老时期，其效用函数为两期消费水平的函数，即（7）。农民第一期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8），其中为储蓄率，农民若有其他投资方向，也可以看作是收入中用于其他投资的比例。为购买养老保险的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我们要考察储蓄或其他投资的收益率与养老保险收益率的不同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第二期（退休后）的预算约束为
（9），其中为储蓄利息或其他投资的收益率，为养老保险的收益率，体现了其积累的性质，为从子女那里获得的物质资助占子女收入的比例，体现了子女养老的特性。它的绝对额与第二期子女的工资收入正相关，与子女的数量也正相关。这类似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家庭范围内起作用。假设不允许留下负债，如果老年人是自利的，他将在有生之年花费完所有的资产。如果是利他的，则存在财产的代际转移。
这是两段具有不同约束条件的离散时间经济系统的动态最优问题。将（8）式中的代入（9）式，且相对于第一期，假设第二期的工资增长速度为，则有。于是形成一个约束条件（10）。然后将其与（7）式建立联系，求动态最优解，得到农民家庭第一期的最优消费为
（11），第二期的最优消费为
（12）。
分析（11）式可以看到，如果，即养老保险的收益率高于储蓄的利息率，第一期消费会增加，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再次说明养老保险收益率的重要性。在的情况下，，提高养老保险支出在收入中的比重也会提高一期消费。此外，和的提高也促进一期消费，这反映子女养老和未来收入增长的影响。如果的增长是不确定的，则这一影响会弱化或消失。还可以证明，即折现率提高，人们会注重眼前利益，因而增加一期消费。另一方面，和上升，一期消费会下降。这说明抚养子女成本对消费的影响，以及利息率提高，人们会选择延期消费。分析式（12）会发现，在一期消费一定的情况下，与一期消费相反，二期消费和利息率以及人口增长率的关系是正向的，和折现率的关系是反向的。当然，两期消费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如果，则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会低于年轻时的消费。而且影响一期消费的因素同样会间接影响二期消费。联系前面的连续时间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两期消费水平的提高上，和对两期消费都产生正的影响。这对当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有启示作用。而储蓄和子女养老中的对两期消费的影响方向有正有负，最终对一生效用的提高的影响仍不确定。但在不确定时，储蓄和子女养老就会成为更好的替代选择。
Legros(2003)证明如果利息率大于人口增长率，现收现负制度是缺乏效率的。在我们这里的引申含义是只有储蓄的利息率或养老保险收益率足够高，才能降低农民对子女养老的依赖程度。储蓄与养老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中国农民的储蓄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虽然储蓄的利息率较低，但相对于养老保险的不确定性来说，农民仍愿意储蓄。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出现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支持，单纯依靠储蓄来养老。所以，积极提高积累式养老保险的收益率很关键。如果土地或固定资产的收益高于养老金的收益，农民也不会选择购买社会养老保险。抚养孩子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子女养老，在农村社会中这一观念仍然盛行，父母在他们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会将财富集中花在孩子身上，而很少考虑为自己购买养老保险。他们寄希望子女在自己年老时能够提供各种照顾。如果用人力资本的理论解释，孩子与其他物质资产一样，也是农民的一种投资对象。
以上只是微观主体的最大化问题，考虑到宏观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如果政策上过分提高的比率，一方面会使一些农民放弃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即使继续参加，其储蓄率会下降，从而导致利息率因资金供给不足而提高，同时人们为了应付这一问题，会选择推迟退休，随着就业人口的增加，工资水平会下降。所以，考虑到农民的收入状况，在制度上合理设计农民养老保险的缴纳金额十分重要。同样，出生率提高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也会影响第二期的劳动供给，从而工资水平也受到影响，依靠子女养老发生了问题。此外，将来子女的家庭若生育孩子也增多，抚养成本的增加也会降低，这使得依靠子女养老也存在不确定性。
三、计量模型、数据描述与说明
下面分析影响农民参保的因素，我们建立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各省农村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的年末总人数，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期。要真实地反映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行为，最好运用微观数据来做计量分析。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调查和数据，本文采用已发表的年鉴数据，基本上属于宏观数据。
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农民的收入首先要保证现期基本的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才会考虑长期的养老问题。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农民更有经济实力参与到养老保险计划中，以提高自己生命周期的福利，因而的系数期待为正值。为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包括农用机械工具、生产性用房等。固定资产是农民家庭未来生产生活的保障，保有这些固定资产可以为其带来更多的预期收入，以维持其生活需要。相应地，固定资产的增加会相对减少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依赖性，其影响系数应为负值。第三个解释变量表示家庭人均经营耕地的面积，它对社会养老决策的影响与固定资产相似，土地也是农民的养老保障。但由于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粮食等农产品价格问题以及农业政策等原因，土地对农民的收入影响也在下降，这样它对参与养老保险的影响是否也会发生变化，需要我们下面进一步考察。还需要注意的是土地、固定资产和收入之间的联系，如果它们相互间有较强的影响，就会引起计量分析中的多重共线问题。解释变量表示农民家庭平均在校学生人数
其中2000、2001年为百个常住人口在校学生人数。
，选择这一变量是为了考察孩子的数量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在各地农村入学率不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在校学生数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出各地农村家庭孩子数量的多少。传统农村社会注重子女养老，孩子数量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农民放弃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多年，但在农村地区“超生”问题一直存在。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孩子数量本身又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可能是内生变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用工具变量方法。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得出生孩子的数量不能够完全受家庭养老意愿的影响。
。以上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均来自《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各期，农村住户调查属于抽样调查，其数据能够反映各地区农民家庭的平均状况，因而可以与整体的养老保险人数建立联系。在缺乏统计口径一致数据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一种近似的替代。
最后一个解释变量表示各省农村地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资料来自《中国人口年鉴》各期。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形式，但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收入的提高会有利于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如果农民预期可以持续地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并对其产生依赖心理，则最低生活保障就成为养老保险的替代，它的存在会降低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可以看出，这两方面对养老保险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具体情况如何需要我们下面的实证分析来说明。
实际上影响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因素包括农民的年龄（是否年龄越大越有参加养老保险的迫切性
福建省农村社保课题组（2006）的对22506名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18-29岁、30-39岁、40-49岁、50-55岁的农民参保率分别为15.1%、17.2%、20.0%、22.2%，存在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趋势。
）、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认识程度、养老保险的交纳及收益情况（是否有适合农民收入特点的缴纳体系、养老金收益率与个人储蓄的收益率比较），但这些变量数据有的难以获得，有的很难量化。
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经过了多次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新型制度仍然处在试点、起步初创阶段，各地的政策也存在差异。农民对这一新型制度了解不多
冷向民（2005）在对1000名农民做的问卷调查发现只有55.6%的人听说过养老保险。不同地区农民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杨翠迎（2007）对浙江省199名农民调查发现98%的调查对象知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对陕西省241名农民的调查发现只有49.69%的人知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不太相信现在缴费能够在晚年获得补偿，也无法把握政策的变化方向，因而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持观望态度。
养老金的收益率高低与缴纳期限、收益期限、缴纳金额有关。设计合理的养老金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按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计算表》计算，投保每月2元的农民，交费1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目前我国农村的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健全，主要参考城镇职工的养老体系来推行农村养老工作，没有考虑到农民的特殊性。例如针对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应设计合理的缴纳期限，允许农民有弹性地灵活缴纳，如选择按月、按年、一次性缴纳等。
此外，管理好养老金，将养老金投资于盈利性的事业，保证其保值增值，能够提高收益率。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向包括四个方面：银行存款、国债买卖、投资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进入证券市场。并且还原则规定了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比例。目前养老基金大多以银行存款、国债的形式存在，收益较低。由于基金规模庞大，基金保值增值的负担也十分繁重，需要有关部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基金运行工作。但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基金实行行政性分散管理的方式，单个基金规模过小，单位管理成本太大，且各地管理水平不一，养老保险基金收益难以保证。
四、计量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表1：
影响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分析
被解释变量Log(YL)
(1)1999-2005年
(2)1999-2005年
(3)2002-2005年
(4)2002-2005年
(5)1999-2005年
(6)1999-2005年
Constant
1.563
(2.566)
10.637***
(1.545)
9.581***
(2.217)
4.409***
(0.181)
-1.766
(2.413)
3.501*
(1.883)
Log(SR)
1.600***
(0.269)
0.854***
(0.254)
Log(ZC)
-1.187***
(0.192)
-0.844***
(0.178)
-0.625**
(0.254)
-0.714***
(0.193)
-0.493***
(0.186)
Log(TD)
-0.536***
(0.187)
Log(HZ)
-1.503***
(0.455)
-1.678***
(0.445)
Log(DB)
0.487***
(0.063)
0.409***
(0.062)
DQ（东部）
1.691***
(0.217)
1.039***
(0.224)
DQ1（中部）
1.444***
(0.217)
0.953***
(0.219)
有效样本数
203
204
114
114
190
191
AdjR2
0.239
0.330
0.137
0.153
0.399
0.414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
为避免多重共线问题，采用逐步回归法，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收入、资产、土地回归，可决系数最大的作为主方程，然后按重要性大小（可决系数大小）依次加入其他变量，提高了主方程的可决系数并通过显著检验的变量予以保留，否则将其舍弃掉。单独回归的结果表明收入提高对参加养老保险数量的影响是正的，而资产和土地的影响是负的，只是土地的作用幅度与固定资产相比较小。由于土地和固定资产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而固定资产能够更好地反映农民的持久收入能力，且通过显著检验，所以我们应更多地选择这一变量。通过固定资产和土地来获得将来养老的收入，是农民的理性选择。但是如果农业生产出现波动或者农业政策不稳定，这一养老保险形式也具有一定的风险。要让农民意识到这样一些风险的存在，强化社会养老保险的作用。
计量回归的结果如表1中所示。从表中第一个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收入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意义。家庭人均收入提高1%，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会增加1.600%。而生产用固定资产对养老保险的影响是负的，符合我们的期待。固定资产原值增加1%，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会减少1.187%。方程（2）考虑了各地区的差异，是加入地区虚拟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
在这段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养老保险开展状况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因而我们认为时间的影响并不重要。且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也说明各变量的解释力不显著。
。同样说明生产性资产的增加具有弱化养老保险意义、减少参与人数的作用。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参保人数增长率高1.691%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参保人数增长率高1.444%。地区参保差异不完全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也与政策宣传和农民意识有关。
农民的收入较低，且不稳定，这会限制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5年全国农户人均总收入只有4631.2元。要提高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就要尽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要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此外，集体和国家的补助也很重要。福建省农村社保课题组（2006）的调查发现，对16472名没有参加农村社保的农民而言，41.5%的人是因为没有富余钱。
另一方面，在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中，普遍选择投每月10元以下的低档保险。冷向民在对1000个农民做的问卷调查发现，8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300元以下的保险愿意年支付额。2000年全国农村参保人年人均缴纳保费22.5元，占当年农户人均纯收入的1%。杨翠迎（2007）认为农民年缴保险费占年均现金纯收入的8%-10%是合适的，至少一半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这一缴费程度。农民即使提高了收入，其投保额也较低，则说明农民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理解、不信任。较低的保费不利于提高农民的晚年生活水平。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领取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是：发达地区为200-600元，中等和欠发达地区为50-200元。
在方程（2）中，收入和土地的影响都不显著，被舍弃。对于土地而言，党和政府为了确保农村土地的稳定，规定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不得以农民进城务工为由收回承包地，纠正违法收回农民工承包地的行为。这有利于农民长期持有土地，使其成为自己养老的保障。但是近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在减少，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5年全国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2.08亩，1995年的数字为2.2亩。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也相对有限，在2005年全国农户4631.2元的人均总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为2121.3元，来自农业的收入只有1704.1元。土地的养老保障能力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衡量：将农户的土地收益与养老金的平均金额相比较，比值越大，土地的养老保障能力越强。如果比值小于1，则说明土地收益不能保证农民的养老问题。对黑龙江、四川、湖北、甘肃的调查发现，60%的老人并不能通过土地收入安度晚年，从而对土地养老的可行性提出了怀疑（潘漪、陆杰华2004）。
还需要看到，现有的土地承包政策会导致土地分配上的不均等（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新增人口已很难获得土地并依靠其养老。另外，政策上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让。老年农民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缺乏流转市场则不能让其获得土地的收益，保有土地也很难保证其晚年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土地保障的局限性。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镇占用耕地的现象很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也没有获得足额的土地转让金，他们将来的生活和养老都成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失地农民数量在4000-6000万人，每年还要新增100-200万人。农民仅获得征收土地收益的5%-10%
http://www.16fw.com.cn。
。失去土地的农民养老问题是我们需要面临的新问题
有的地方实行土地换养老的做法，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为农民建立养老基金。但农民也要自己出一部分资金。杨翠迎（2007）的调查发现52.17%的被证地农民认为政府给予的补偿不能弥补失去土地的损失。
。
下面考虑孩子数量这一解释变量，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家庭平均在校学生人数只有四年的数据（2002-2005年），因而样本量相对较小，只有114个。分别回归的结果发现孩子、资产和土地对养老保险参加数量的影响是负的，而收入依然是正的。逐步回归的结果如方程（1）（2）相似，不考虑地区因素时收入和资产显著，考虑地区因素只有资产显著。为了考虑孩子的影响，只有将其和固定资产或土地作为解释变量时，才会获得显著的结果，如表中第三个和第四个方程所示。在方程（3）中，孩子数量（在校学生人数）增加1%，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减少1.503%，说明依靠孩子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且联系方程（4）可以看出，子女养老的作用比土地或固定资产的作用更大，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关的，依靠子女养老是更切实可靠的选择。但是对于这一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孩子数量增加后，家庭抚养孩子的负担加重，在经济上现在无力顾及参加养老保险的问题。尤其考虑到我们用在校学生人数作为孩子数量的替代变量，在校学生数量增加，上学费用也增长，这笔费用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更大。农民家庭更多地考虑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而很少考虑到自身的养老问题，或者因为即使依靠子女养老也要首先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保证其将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或提高其对父母养老的贡献
郭庆旺等（2007）的研究表明传统文化信念将家庭对后代人力资本投资与父代养老保险有机联系起来，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孩子能够提高我们这里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
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农村地区“超生”现象明显，依靠经济手段来控制人口已很难奏效。Susan
De
Vos（1985）对菲律宾和台湾的实证分析表明依靠子女养老是多生孩子、扩大家庭规模的主要原因，这与文化变化无关。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子女养老重要性下降的证据并不明显。在对中国青年农民的调查中发现他们还是喜欢家庭养老的方式（肖云、文莉2006），这会影响年青农民对孩子的偏好和生育率。而孩子数量的增多，会使农民对家庭养老更加依赖，社会养老的重要性下降。孩子数量与养老参与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家庭养老在未来中国农村仍将发挥其积极作用，计划生育、家庭规模缩小会对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产生影响，但不会因孩子数量减少而导致传统模式解体（Zachary
Zimmer
和Julia
Kwong
2003）。我们要在充分考虑、尊重家庭养老的基础上，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而且，只有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扩大就业机会并提高农民收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才能逐渐降低家庭对子女养老的依赖，自觉选择少生优生。
最后我们考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如方程（5）所示，运用1999-2005年的数据，分析收入、固定资产和低保人数三个变量对养老保险人数的影响。与前面的分析相似，收入对参保人数有正的影响，且系数较大；而固定资产价值对参保人数有负的影响，系数也较大。农村低保人数对参保人数的影响也为正的，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增加1%，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0.487%。这说明两种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相当于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因而他们更有经济能力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来。原因也可能在于农民并不认为最低生活保障是能够持久获得的福利，因而不会对其产生依赖心理，还应该依靠更多的渠道来保障将来的晚年生活。方程（6）考虑了地区的差异，同样说明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之间没有替代关系，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仍高于西部地区。
我国的低保政策还不健全，农村地区的低保覆盖率还较低，低保金额也不大。2006年底只有1509.1万农村人口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补差33.2元
数据来源：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公告。
。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在2005年全国农户4631.2元的人均总收入中，转移性收入为203.8元，只占总收入的4.4%。说明平均来看，政府救济、低保等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还不大，目前还不足以替代社会养老保险。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充分建立起来之后，是否会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还需要将来进一步分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最低生活保障是最后一道安全网，而且，它只是补助差额部分，而不是按标准全额领取，它不应该替代基本的安全保障——养老保险。此外，农村还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如五保户供养制度、农民退休养老制度
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从集体积累中列支养老基金，对已进入老年的农民支付养老金。
。它们会补充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替代作用。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各有其自身目的，它们之间如何协调统一、不产生矛盾是决策层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五、小结
本文运用动态最优理论，建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民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如何起到平滑消费、缓解贫困的作用。针对中国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比率较低的现状，运用1999-2005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农民参保的因素，包括收入、子女数量、土地面积、固定资产、其他社会保险或社会救济的获得情况，说明农民收入低如何制约了其参加养老保险，依靠子女和土地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没有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负面的抑制作用，但各种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仍需要衔接、协调。
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政策建议和构建中国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要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对中国农民养老观的影响，并通过教育和政策宣传逐步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强化社会养老的积极作用；实现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救济的统筹协调，发挥各种制度的经济效力；针对农民收入低、不稳定的特点，采取灵活的社会养老保险缴纳基数、征缴比例和缴费年限；加强社会养老基金管理，提高其投资收益率，增强社会养老对农民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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