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三味书屋》和初中语文课本中的鲁迅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人，都知道文中有个“三味书屋”。它在绍兴城内鲁迅故居的附近，是鲁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
那么，何为“三味”呢？古人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前人对读书感受的一种比喻，出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xīhǎi）”的古语，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经典史记味如吃喝佳肴美酒；而读诸子百家学说之类的书，则味如酱醋罢了，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样。三种体验合称为“三味”。其二是借用佛教语言，“三味”即“三昧”，是梵文ｓａｍａｄｈｉ的音译，原指诵读佛经、领悟经义的三重境界：一为“定”，二为“正受”，三为“等持”，意思是说，诵经之前要止息杂念，做到神思安定专注；领悟经义态度必须端正，具有百般恭敬的虔诚；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保持始终如一的精神。随着佛教思想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三昧”逐渐引申为对事物本质精神意义的概括，有“个中三昧”，“得其三昧”等说法，用来比喻领悟学问的精确与深刻。由此可知，私塾的主人寿镜吾先生将私塾命名为“三味书屋”，本意是要创立一种最佳的教育境界。
但是，正如封建没落时期的其他精神文化产品一样，总是有着既相互包容、又互相对立、冲突的特征，书屋讲坛的安排正隐含了这一特征：“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凭空添一句“没有孔子牌位”呢？从这个简洁的暗示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更深刻的意味。
作家对三味书屋的描写，已经不像描写百草园那样纯粹用孩子的直观方法了，而是介入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文化审视，这种审视首先发现的是三味书屋中“名”与“实”的矛盾。匾上大书“三味”，有鲜明的佛教特色；画中是“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有一种清空消遥的自然情趣，十足的道家风味；可偏偏“没有孔子牌位”，这对正统的儒家文化无疑是一种嘲讽，它暗示了晚清时期封建思想无法抗拒的衰落。
的确，在１８世纪末期，封建思想的神圣地位不仅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所动摇，并且也由于自身教育的贫乏与空泛而无力振作。这种神圣与贫乏的强烈对照，表现了鲁迅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与讽刺。
书屋称作“三味”，先生的外表也有三个特征：“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先生的德行也有三个长处：“极方正，质朴，博学”；他的教学安排每天都一样：“早上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教学过程也分为三步：“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总之，作家对于书屋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描写，处处都与“三”字相照应。连孩子们偷跑到园子里玩游戏也是三种玩法：有的“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有的“在地上或桂树上寻蝉蜕”，还有的是“捉了苍蝇喂蚂蚁”。先生的教育方法也有三个招数：“他有一条戒尺，但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甚至连先生的教学用语也只记述了三句，一曰“不知道”！二曰“人都到哪里去了”！三曰“读书”！如此而已，整个三味书屋中的一切，简直如同一部固定僵化的《三字经》！
作家不惜叠床架屋的关于“三”的排列，绝非无意中的巧合。笔者认为，鲁迅如此精心安排，其目的正是要揭示这样的思想意义：三味书屋中僵化的教学程式、死板的教育方法、毫无用处而又不知所云的教学内容，同孩子们来自百草园的自由天然的童趣反差太大，不可调和；孩子们对毫无生命力的封建教育，只能报之以无味的兴趣，无聊的情绪，无尽的怀疑；而只有当先生进入“个中三昧”、得意忘形、忘记了身边的孩子的时候，孩子们才能重归于自由，恢复童心、童趣，做点于自己很相宜的事情：讲讲有趣的话语，画几张自己喜爱的画片，做点自己需要的小交易。大约这才正是孩子们读书生活中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中三昧”吧！
“三味书屋”的横匾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梁山舟书写的。当时，匾的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幅木刻的对联：
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意即最快乐的事是忠实地效礼教，顶有味的事是读四书五经。
从书屋的命名和这副对联中，我们可窥见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种唯读唯孝和读死书的腐朽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