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教育局已经召开过一次会议，就明年中考加分项目进行了初步梳理，打算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规范现行中考加分项目。据悉，今后我市将只保留少量的能体现国家价值观、思想政治表现的加分项目，对其他有碍公平、变味的所谓素质教育加分项目，一律取消。
(选自《成都日报》2009.9.25)
英国顶尖中小学书包不沉重
偏重情感艺术教育
李志伟
“为什么从最出色的中小学走出来的优秀中国学生，不容易通过国外顶尖中学的面试?根源并不在于我们的孩子的智力水平，而是中国学校‘唯上唯书式’的应试教育扼杀了少年的想象力、自主思考和创新能力、领导能力。”李冬梅这样分析。
李冬梅说，在英国的时候，曾经追问吴比在英国读小学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小吴比说：“英国的小学一天9节课，每节课35分钟，也不轻松，但学校安排了大量体育运动和艺术课程的时间，有很多音乐、美术课程供学生自选，课后作业不多。”吴比母亲还对我们谈道：“西方学校的基础教育内容，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知识外，有很大比例是情感教育、美学教育和艺术教育，而这些是一个孩子在形成健全人格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恰好是中国式教育所缺失的。”
李冬梅认为，在西方教育的理念中，教育就是把一个人内在的天赋引导出来。在美国，青少年学生三分之一的课程是在博物馆上的，天文馆和图书馆也都是他们学习的好去处。参与引导、并唤醒学生的自我潜力，可以说是西方教育的精髓。
李冬梅指出，伊顿公学的教育制度完全建立在对孩子心智的体会和启发上。在那里，看不到中国学生每天扛在肩上的几十公斤重的书包，没有刚入学就用快、中、慢班划出的等级。伊顿公学的教育方式是：尊重和理解孩子的不同个性和才能，循循善诱地疏导和帮助，挖掘孩子可能有的潜力，帮助孩子确定未来的学科以及发展的方向。
国外的顶级中学，在选拔学生的时候一般需要进行面试和笔试。笔试内容比较浅，不会涉及太多要背诵的知识;只要英文阅读理解能力强，绝大部分学生可以轻松通过。而面试过程，考察的是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从吴比的亲身经历来看，良好的英语表达能力、沉着而自信的谈吐、以及较强的横向思维能力，是他获胜的法宝。
(原载于《羊城晚报》2009.8.11)
教育反思
反季节儿童
郑渊洁
昨天去北京一家农艺场所，见到了生长在温室大棚里的反季节蔬菜。春天的茄子，冬天的西红柿，秋天的香椿……这些蔬菜在无土的环境下凭空疯长，享受填鸭式滴灌，全然不顾大自然的规律，在人的意志操纵下为所欲为，只为比顺其自然的同类卖个好价钱。反季节蔬菜由于其逆反规律，尽管外表鲜亮，味同嚼蜡。反季节蔬菜的诞生源于有市场需求。反季节儿童的大量产生也会有市场需求吗?
何谓反季节儿童?该玩的时候没时间玩，学习各种本应该几年后才该学的东西。在童年做少年的事，在少年做青年的事，违背自然规律，揠苗助长。学前班是培养反季节儿童的集中营。儿童反季节，导致国家反季节。我在《皮皮鲁总动员》里说过：一个国家的孩子如果说大人话办大人事，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修改孙中山的一句话：自然规律，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杂文月刊》2009年第7期)
作业“限时”不等于课业“减负”
钟一苇
刚刚施行的《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规定：小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初中学生不得超过七小时，高中学生不得超过八小时;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控制在一小时以内，初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以内，高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
“一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对于这些数字，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颇为敏感，并在行文上作了突出的处理。在地方法规中，如此具体而硬性的规定自然让人眼前一亮。由此，人们也不难体悟出立法者就“减负”问题所下的决心。倘若这些“大刀阔斧”的限制性措施真能落实下去，中小学生的“减负”当指日可待。
不过，措施之严厉反过来也说明问题之严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由来已久，累积至今，已然是教育领域久治不愈的顽疾。学生的书包一天天加重，乃至衍生出“拉杆书包”之类的新产品;家长们一次次抱怨，但终归身不由己，不敢让孩子有丝毫的懈怠;学校一遍遍厉行“减负”，但也是一肚子苦水——谁能无视事关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压力?负担过重的危害谁都一清二楚，但真要“减负”的时候，似乎又是谁都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结果，学生负担减减增增，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然，这不是说以前的“药方”都用得不对。关于“减负”，各地各部门相关政策文件层出不穷，其中的规定也并非无的放矢。比如，有的规定，上学不得早于几点，放学不得晚于几点;有的明令，坚决纠正以学生考分和学校升学率为唯一标准评价地区和学校办学水平;还有的严禁中小学校以任何形式按考试分数分班、排名次。类似规定，目标都很明确，就是要把“快乐学习还给学生”。但总体来说，所有的“减负”举措都还是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打转转。学生负担过重，只是应试教育体现出来的一个表征，由此顺藤摸瓜，可以牵扯出一箩筐教育体制问题、教育投资问题、教育管理问题、教师素质问题等等。江苏的此次规定虽则旨在促进学生的体质健康，但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课业负担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因而，在表象上单兵突进的“限时令”，能否实现良好的初衷，尚需作审慎的评判。
有些时候，明明是很“热”的天气环境，但我们却往温度计上泼一盆冷水，想以此求得“凉爽”。自然，温度计的指数会有变化，但“天热”依然如故。中小学生的作业时间，就是应试教育的温度计;再严格的限时，也只是往温度计上泼的水再冷一些而已。所以，要得到“凉爽”的感觉，我们还需多做一些降温的工作。
(节选自《光明日报》2009.9.3)
“最不好教”的孩子最难得
鲁作之
近来读一篇哪国孩子最好教的文章，叙说来中国支教的南非教师尼尔，以一道智力测验题戏说，中国孩子最好教，而美国孩子最不好教，这是尼尔的亲身感受，并不是凭空杜撰。但一名教师是执著追求教出这“最不好教”的孩子，还是这“最好教”的孩子呢?这对中国教师来说，是很值得思考的。
尼尔的智力测验题“树上有10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有几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编进了课本，面孔不陌生。中国学生一班60余人，齐刷刷回答出了“标准答案：都吓跑了，一只也没有了”，“三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据此，尼尔说中国学生课堂纪律好，聪明，懂礼貌，守纪律;而在美国加州一所小学执教时，一个班24名学生“竟然都不吭声”，“只得挨个去问”。然后，学生不直接回答问题，却反问尼尔，“被问得摸不着头脑”。“一个问题竟耗了一堂课的时间”，“简直糟糕透了”。学生好教与不好教，评估标准在于学生不问与爱问。教师提问，不爱学生反问;学生答问，只管是否，教师不问过程。这里，尼尔说中国学生好教，其实是曲意点明，这种非科学的传统教学观，正支配着中国学生的智力生活。
中国古代一位教育家说，学贵知疑。美国学生在答题中，能在看似无疑处生疑，疑中国学生所不疑，疑教师所无疑。学生开始都不吭声，是脑子里有了疑问正在思考。首先，加州打鸟犯法，这道题的真实性存在吗?其次，发现了构成题目的条件与问题有诸多模棱两可的地方：树，单株的还是多株?鸟都有听觉吗?都能飞吗?枪击有声吗?还有几只，指剩在树上、树下的还是树周围的空间?于是引出了课堂上的那一连串幼稚而可笑的提问，在注入式教学看来纯属节外生枝、不以为然的提问，实际上是他们欲扬先抑，每道都关系到答案准确程度。孩子一旦澄清了模糊，便得意地回答出难得推翻的答案：打死的要挂在树上，就剩一只，如果掉下来就一只不剩了。如果未打死的当中，有失去听觉的，一定留在树上;如果是无声猎枪，那胆大的，不会飞跑……他们从简单中演绎出复杂，又从复杂中归纳出简单。
善教者，能运用教材、教具、手势给学生带来思考，让学生在思考中表现自己。尼尔戏说的最不好教的学生，就是乐于在思考中表现自我的一类学生。他们爱发问、反问并非“糟糕透了”，而是学得生动活泼;学生爱问勤思，也是尊重教师劳动、热爱老师的最高境界。让学生正襟危坐，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禁锢得只习惯统问统答“是”或“不是”，是不足取的。诚然，“不好教”的孩子，在课堂上滋润他们“一滴水”，教师需要“一桶水”、“长流水”的储备，才能应对他们海阔天空的提问;而“最好教”的孩子其实最难教，要擦刷这些孩子思维的“铁锈”，点燃勤学好问的火焰，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更需要教学艺术、教育机智，还有心灵的抚慰。尼尔访问过16个国家，至少见多识广，不会不辨好教与不好教的真谛，说中国的孩子最好教，不过是恭维中国官员的一种幽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