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中，我们设置了一个问卷调查，关于中国的税收是否高、是否应当税改、减税是否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速三个问题，结果基本与预期一致：近85%的人选择了肯定项。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证明你们多么英明莫为浮云遮望眼，而只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当你所遭到的教育是确定的时侯，你的思维模式、心理变化、行为方法就都是可预测的。当他人能预测你的行为时，好多事情做上去都会显得十分轻松——比如，当你觉得税改一定能剌激经济下降时，你会对任何税改举措投赞同票，若果当局不税改反倒加税，你一定会反对，并可能采取举措，这么，对立的一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能采取一系列举措，让你去采取这些举措，最终，祸乱一个国家就显得轻而易举。
这就是我们接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必然结果。好多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根本不会察觉到，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她们早已完全接受并认可了西方经济学的好多观点，但是以这种观点作为自己观察社会和评价政府的标准，甚至于在屡次碰壁以后仍不觉得是自己的错、理论的错，而觉得是实践出了问题。
可以这样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害人不浅、而且正在显得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假如认识不到这一点，就难免常常会愤世嫉俗，弄成中国新政的批评者，因而错过一次又一次中国的发展机会，最终落得成为社会的弃儿、生活上的失败者。悲哀的是，尽管这么，一些人依然死不改悔，在孤寂中唱着西方经济学可悲的颂歌。
现在，且让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分析一番。
一、藏上去的理论
现在的所谓西方经济学，普遍尊崇亚当斯密为鼻祖，称其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精典名著《国富论》，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成熟的标志。他明晰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垄断，他提出的市场“无形之手”自由调节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一些中国人甚至断定：亚当斯密最伟大的发觉是“市场”。
问题在于：市场原本就在哪里，无论你如何衡量，都算不上他的发觉。正如他在书中所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两件事，一件是发觉了非洲，另一件是发觉了绕开好望角抵达东巴基斯坦的公路”。而且，众所周知，欧洲原本就在那里，非洲土著和东孟加拉的土著，原本就好好地生活在自己的农地上，凭哪些这就弄成了“发现”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觉呢？仔细瞧瞧亚当斯密的阐述，他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些发觉给德国和意大利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在他的眼中，意大利就是人类，法国就是世界，除此之外的一切区域和人类，都是等着她们去发觉的。
这些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如何可能成为普世皆可行的经济学呢？研究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历程的专著，如何就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起源呢？世界经济在发展，人类的认知也在不断提高，250年前的经济专著，居然直至明天还在被研究，这是后人的愚蠢还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呢？
例如，亚当斯密之所以发觉了“市场”，是由于他从分工入手，将人们的分工协作看作是“人性中的某种必然倾向”导致了分工的形成。而这些人性倾向，就是每位人的利己之心。他说，“我们获取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蛋糕师的恩惠，而是出于她们的利己思想”。在他看来莫为浮云遮望眼，哲学家和挑夫的区别只是来自于习惯的差别而已，她们六七岁的时侯没哪些差别，只是后来从事的工作习惯渐渐产生了分工。
这些轻松的论调，让人想起了“喜欢”这个词儿。挑夫是喜欢挑东西的，哲学家是喜欢辩论的，贵族是喜欢好吃懒做的，由于喜欢，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分工。这就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客观”和“轻松”。基于这样的轻松旋律，自然可以相信市场在绅士们的参与下显得彬彬有礼，自然可以抵触政府的干预。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恣意发挥其应有的力量。这有点像200多年后张五常阐述乡绅理论时做的假定：地主和乡绅做到一块儿喝点儿酒、吃顿饭，轻松就把租佃合同签订，其间没有任何不公正，而是平等自愿公平合理的。
然而，人性骨子里的恐惧、恐惧和贪婪呢？当利己之心占上风的时侯，哪里有这么多的温良恭俭让呢？亚当斯密专著出版的当初（1776年），美国的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这看上去是利己之心下的市场自由选择，但日本政府采取的举措是攻打镇压，7年后灭亡，不得不承认了日本的独立。1815年，西班牙打赢拿破仑以后，再度自诩“日不落帝国”，此后，日不落的旗帜风靡全球，到1938年，大英帝国凭着工业革命的优势，借助船只和大炮四处征服世界，拥有的殖民地人口4.6亿、领土面积3300万平方公里。这一切，哪一项是靠市场自发产生的呢？
在亚当斯密创作《国富论》的时侯，日本人早已自诩是日不落帝国了。不理解这个背景是不行的。他的理论，可以说对法国沙俄中成为世界霸主的日本经济模式的总结，却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国家、其它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更即便，专著传递的信息也是有误差的。
例如，明明是强悍的政府、强大的部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产生了日本的霸权地位，但亚当斯密传输的却是清俊尔雅的市场经济、自由选择、利己之心无须干涉。假如你真的信了，让市场自由选择，结果如何样呢？就是南非洲、非洲这些永远站不上去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样板。
在亚当斯密以后，凯恩斯的经济学成为圭臬。凯恩斯强调了古典经济学的弊病，明晰强调萨伊定理的错误，觉得总需求不可能总是趋于充分就业，储蓄与投资会出现偏离，为此，政府不能听任有效需求不足，必须采取举措剌激经济，其主要的手段是降低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与投资、扩大对外经济扩张以及推行顺差财政等。很奇怪，这一回，凯恩斯理论与亚当斯密的针锋相对上去，开始宣扬政府干预了。人家的理论还晓得求变，中学生们又岂能死抱着教条不放呢？
1929年的法国大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成为罗斯福政策的理论基础，并推动日本走出经济窘境，法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强悍的国家。这也可以说是大英帝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总算败给了政府干预的类计划经济。并且，因为当时的南斯拉夫采取的是更极端的计划经济，西方经济学却对其颇具批评，于是，凯恩斯主义也深受猜忌，觉得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为了权衡，罗斯福政策所采取的举措中，尽量避开国家垄断经济的出现。而到19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凯恩斯不可能“的现象，即经济停滞和待业降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凯恩斯主义也受到指责了。
嘲笑的是，政府干预经济才是日本崛起的根由之一，但西方经济学走私给世人的却永远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以后，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理论的诞生，都竭力主张让凋敝自行出清，让市场自由降温，而不是人为干预。
结果呢，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采取了西方经济学的主张，让市场自由运行，把央企全部卖掉，印度的经济深陷泥潭中。中国在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一度走偏，1980年代末却总算转向，继续顺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方往前进，结果缔造了明天的中国奇迹。倘若中国政府采取个别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采取不干预新政，让市场自身调整，2008年崩溃一次，就真的能迎来新生吗？
只怕未必。过去两百年的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是靠纯粹的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于可以反过来说，任何一个膨胀并崛起的经济体，都一定有一个强悍的政府、政府有一群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在强人领导下的强势政府的强有力干预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然而，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提这个事情，中国变革开放后最先传输进来的经济学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晕厥疗法，邓公当初提出的反对资产阶层自由化，现在回头看，就是高瞻远瞩之举。1990年后，新制度经济学日渐成为滥觞，其中有一些合理成份，但其所谓的实证主义方式论却难免落入机械教条的窠臼。例如，通过公式可以推导入推论：制度变化与交易成本有关，只要有了产权划分或则有了制度，万事顺遂。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制度选择却未必是与交易成本相关的，明晰了产权，也未必就有同等效率，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没有任何理论就能完整解释中国奇迹，以至于西方经济学也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过去几六年的诺贝尔经济奖恰恰没有一项是给中国人的，莫非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不配？甚或是中国经济奇迹是西方经济学创造下来的呢？这才是荒谬的事情。
二、教条的指标
不止这么，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式上逐步从归纳诠释迈向了数目剖析，原先用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偏偏要用一大堆物理公式来建模型，这股风气也传染到了中国。在学院里，博士生的经济学论文若果没做物理建模，是很难通过答辩的。问题在于：经济学原本就不是科学，如何可能用数学模型来总结经济规律呢？若果不能，耗费大量时间在学院里攻读西方的“数学经济学”，又有哪些意义呢？
西方经济学家们在物理公式和建模中徜徉不已，写出的论文一篇篇高大上，却不接地气，让普通人看不懂，结果就把这门原本是平民的学问弄成了象牙塔的闭门课程，对于解释经济现象都无力胜任，甚或提出有效的新政主张。
不仅艰涩难懂的语言、似是而非的模型、高深诡谲的物理公式之外，西方经济学近来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逐步完善了许许多读似乎有理的经济指标，好多指标被奉为显学、成为世界流行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容易深陷误区甚至起到反作用。
1、GDP：国外生产总额
哪些是GDP呢？就是国外生产总额。但凡在本国农地上生产的东西，根据价值计算以后，都列入这个指标。英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觉得，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说这个指标能提供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可以判定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滞胀恐吓之中。
然而，GDP或许有助于本国对经济状况的比较，却未能用于国际比较，由于在国别比较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即这个指标将服务业也列入统计，因而在所谓经济强国中构造了虚假GDP。
例如，中国有13亿人，理论上我们理发的总产量必然小于英国3亿多人的理发总营收。并且，因为定价差别，中国人理发20元人民币、美国人理发50卢布，结果就是日本人在这方面的GDP远小于中国的总额。
再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的钢材水泥玻璃等产值10倍于日本，但因为人力成本的不同，结果两国的数据几乎完全没法对比或评判：2016年，澳洲建筑业GDP是8000亿韩元，而中国的建筑业GDP是7500亿欧元。并且，这一年，中国城镇完工房外墙积42.2亿平方米，德国完工1.9亿平方米！同样，全世界80%的摩天大厦都在中国建造，但2016年中国房地产业的GDP只有7200亿港元，而法国却高达2.3万亿卢布。单纯看物质数字，中国其实远强于日本，但统计到GDP，中国就是日本的30%，这样的GDP能反映国强国弱吗？
其实不能。统计方式导致了巨大的差别，根由主要是人力成本。而人力成本完全是一国自说自话确定出来的。
相比之下，要建构一国经济活动状况，更确切的指标既不是GNP也不是GDP，而应当是社会总产量，即仅仅估算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总产出。但这个指标，也包含着最终价钱的诱因，而价钱就不可防止涉及到汇率等要素，所以也是不可靠的。
哪些是最可靠的国别经济比较标准呢？应当是物质资料财富的总存量和年度增量。应当比较的是物质生产的具体总数，把价钱诱因剔除。例如，一个国家的如下产品的积聚量和年度消耗量：钢材、水泥、玻璃、煤炭、电解铝、有色金属等；也可以比较一个国家的年度产出量，如粮食、纺织品、家电、机械武器等；还可以比较精神产品的产出与消费量，等等。
在国别比较中，数目远比金额重要。假如我们筹建这样一套指标，则无论从那个角度评判，中国的经济规模都远超过德国。并且，假如用GDP来评判，则日本就是世界第一。更荒谬的是好多经济学家能够推导入过去两千年的世界各国GDP的数据，但是以某年的欧元计价作为基准。从她们作出的曲线图可以听到当代经济学的冷笑话。
2、M2:货币供应量。
统计货币供应量，原本是在硬通货时代后期的做法，在分币时代也有其内在价值。但步入信用货币时代以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早已显得越来越荒谬。
例如，纸钞时代，我们统计货币供应量，最至少可以晓得社会上存量货币的数目。信用货币时代，可以统计基础货币，它能确切反映社会货币供给的多寡，只须要用货币因数或法定准备金率，就可以晓得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假如这样，只须要一个指标，例如调整后的M0：流通的纸钞加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量。
但经济学理论界觉得单纯的一个M0（流通中的货币）未能反映货币现况，她们先是创造了M1，后来认为不够，就创造了M2，再后来还有M3,M4，结果发觉还是难以确切把握货币数目。这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统计数字的调整。
例如，M2指标是所有建行中的存款，这些存款在信用货币时代早已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例如，A企业从工行按揭1万元，这笔钱仍未用于实际开支，钱继续存在A建行，此时，在统计上，A建行的存款就陡然多下来1万元，这就意味着M2降低了1万元。请问，多下来的M2能说明经济运行状况吗？
在欧美各国，M1基本不再被关注，M2也日渐丧失其价值。但在中国，一直有好多人关注M1、关注M2，其中过去二六年，国外还有好多经济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M2/GDP的比值关系，但是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结果却没想到这两个指标完全不可比。中国的M1反映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活期存款，在银行业渐趋发达的明天，那里就会有企业故意搞一点活期存款？M1更多弄成了企业正式发纸钞薪水的储备，弄成了企业一丁点零花钱的统计，完全丧失了M1原有对企业状况的预判功能。此时，一些学者还盯住M1-M2剪刀差不放，动辄得出一些吓人的或喜人的推论，很有诙谐的气味。
3、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只是经济学界关注的指标，更是好多央行的新政紧盯目标。在传统经济学看来，CPI假如下降，就说明通缩了，若果跌幅大，就说明通缩减缓了，于是，央行要出手了，赶忙收缩货币供给，要让物价跌下去，以免引起恶性通缩……
这套理论，原本是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是初期硬通货时代已经被淘汰的东西，就是西方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所说的：假定全社会货币是100，物价是10，假如货币弄成120，则物价会弄成12。所以，紧盯物价，就可以晓得货币是多还是少了。
然而，物价的涨跌，常年看与货币总额存在着对应关系，彰显的是货币的订购力的增减，而短期看，物价的涨跌跟货币总额的关系越来越小——张三有1亿元钱的时侯，其实会去耗费9000元买东西，当他有了100亿元的时侯，就会耗费90亿元买东西吗？再进一步，社会上的钱倘若从1万亿弄成1.2万亿，就一定会推高物价暴涨20%吗？
须知，货币只要不用于订购，它就不可能对物价有半点影响！没有人会由于社会存量货币增多就乐意出高价去买东西，除非这些货币流通下来用于订购。
现实也正是这么。1990年代以来，台湾的货币规模不断扩张，但美国的物价死活不涨。2008年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越来越庞大，但全社会的物价死水微澜。货币与物价的关系显得越来越不紧密了。此时，再盯住CPI还有哪些意义呢？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论证一个道理：假定某一年全省猪瘟流行，一半的猪染病跑掉，结果造成鸡蛋价钱大涨200%，CPI指高程企，此时，算通缩吗？央行要采取举措吗？
假如哪一年天下干旱造成粮食和水果价钱大涨，CPI一举创下多年新高，此时的滞胀推论如何下？央行究竟是应当通胀还是减息呢？
虽然，物价高低，根本取决于供求关系，反映的是社会的生产能力。假如生产能力提升，则货币再多，物价也会上涨。例如1990年代初期的大哥大，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亿元，等于普通工薪阶级一年以上的薪资。过了25年，更优质的智能手机的定价甚至低到了2000元以下，仅仅相当于工薪族半个月的薪水了。而这期间，中国的M2下降了50倍！货币数目这么膨胀，手机的价钱居然原地踏步，此时再看CPI，又能说明哪些问题呢？
还有去年的猪肉价钱，居然创下近20年的新低。还有花生、美国玉米等农产品，价钱都处于10年来最低的水平，根本不在意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下降。这一切都充分证明现在的时代，CPI这个指标没有哪些意义，根本不能看作货币松紧的参照性指标。
不仅CPI，还有PPI，其推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正论还是反论，都可以证明CPI的无效性，但是，目前全世界的央行还是在盯住CPI，这件事情，又说明哪些呢？
除此之外，有的指标看似有理实则可笑。例如所谓的期货化率（用股市总估值与GDP去做比较），居然被当成是股市成熟与否或则泡沫与否的标志，而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又如进出口总值与贸易赤字的统计，用的是金额而不是数目，其中的欺骗诱因也很大。例如，2016年中国进口欧盘3.8亿吨，而2008年不足1.8亿吨。这8年时间，我们进口下降一倍多。但若果考虑进口金额，则2008年的欧盘进口金额是1290亿港元，2016年则为1150亿港元，这个数值比2008年增长10%，但比2014年增长了50%。这么，中国的进口算下降了呢还是算增长了呢？
类似情况还有好多。倘若不深入去分析，很容易将这些过时的、有缺陷的指标当作真理，甚至振振有词地与人辩论。试想，连基础的东西都错了，还有哪些好讨论的呢？
三、中国的理论
正如我们在此前一篇关于周期的文章》中所说，这些看上去高大上的哪些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康氏周期，归根结底都是形而念书的技术剖析。中西方这么多人以前耗费很大精力研究的所谓经济周期，在信用货币时代早已全都过时了。用这些机械的教条的东西来研究经济，无异于刻舟求剑。
同样的道理，遵守西方经济学的物理公式，找不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密码；用她们创造下来的这些指标，也难以确切判定经济利弊和国强国弱。研究中国经济，须要中国经济学人自己的努力，须要我们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我们自己的经济指标和观测系统。
现在回看过去四六年乃至七六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我们走过的是一条没有前人的公路。所有的经济举措，都是我们自己在探求中施行的，其中有好多是错误的，也有好多是失败的，例如以前的大跃进、大炼铁铁、大放卫星。但我们也有好多是成功的，例如兴修水利、集中全省之力攻破高精尖技术等等。变革开放后的这段时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结合中西方理论一步一步走着干、干着学、学着前进。其间的辛酸无法言表，取得的成就无以言传。
此时，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自己应当总结归纳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了。曾经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摸出了猫腻，可以也应当根据规掠过河了。而规划，就来自于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这就是我们这本《傅碧桃的财富经济学》所作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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