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苏联私有化与“民主化”的分析与替代方案 本文关键词：民主化，前苏联，私有，化与，方案
对前苏联私有化与“民主化”的分析与替代方案 本文简介：对前苏联私有化与“民主化”的分析与替代方案;在前主义国家中私有化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私有化对于这些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是起着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为回答上述，我将首先对私有化的各种方案进行分类，然后进一步探讨其对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和民主体制巩固的。本文的观点是，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情况来看，
对前苏联私有化与“民主化”的分析与替代方案 本文内容：
对前苏联私有化与“民主化”的分析与替代方案
;在前主义国家中私有化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私有化对于这些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是起着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为回答上述，我将首先对私有化的各种方案进行分类，然后进一步探讨其对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和民主体制巩固的。本文的观点是，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情况来看，私有化使民主制度的巩固变得困难。要解决过渡与巩固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种新的体制改造方案。
本文末将对上述方案进行概述。尽管本文主要讨论俄罗斯和东欧的情况，但希望本文的结论能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主要是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内正经历类似的经济体制根本性转变的国家。
私有化方案的分类
在东欧和俄罗斯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造过程中，私有化曾连续几年排在议事日程的首位。在该地区，几乎所有在共产党下台后执政的政府都在上台后不久推出了将国营私有化的重大措施。这些私有化办法可根据两种标准分类：即某种办法是提倡快速私有化还是缓慢私有化，以及某种办法是提倡从下到上的（自发的）私有化还是从上到下（政府指导的）私有化。上述分类如下：表一：私有化方案的分类慢快自发的私营部门从国营部门中产生经理/工人赎买企业政府指导的企业逐个拍卖免费发放购买卷
尽管上述分类有些武断，但据此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关于私有化讨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及其同巩固民主制度的关系上。第一个方面是私有化的时机把握和速度，在表一中表现为“快”和“慢”。民主机制的效率各不相同；例如，如果决议只需总统下令批准即可生效，而不需经过议会辩论，则达成决议的速度将会提高。私有化的速度越快，要求国家决策机构的效率越高，这一点对可能对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目的是尽可能快地私有化，则可以认为，必需赋予总统决定权以避免议会长期讨论造成的障碍。第二个方面与私有化方案的类型有关，在表一中显示为“自发的”和“政府指导的”。“自发秩序”这一概念是由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提出的，Friedrich
Hayek是东欧最具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没有政府干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高效的。他的经常被用来反对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对私有化进程进行的任何指导，除非这种指导是政府制订的促使私营部门自由发展并最终脱离国营部门的一般性。相反，政府指导的私有化方案通常是由政府的私有化机构将国有资产逐个销售，或向公众发放免费的购买券。
实际上，私有化几乎总是上述单一性方案的某种混合。例如，1992年至1994年的俄罗斯私有化方案即为内部职工赎买和免费购买券的结合。匈牙利和波兰在1989
年到1990年初的私有化方案主要是自发的“经理”赎买或职工赎买。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逐个销售的方案在匈牙利和前东德占了上风。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开始向公众发放了免费购买券，但这一方案受到了向革命前的所有者归还财产问题的影响。在波兰，由Tadeusz
Mazowiecki
领导的第一任团结工会政府施行的是逐个销售的方案。1991年Bielecki政府上台后，则将其改为免费购买券制，并允许使用互助基金。
私有化对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和民主制度巩固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私有化方案的选择对其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和其民主制度的巩固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这两种影响不仅是不同的，而且甚至会互相产生冲突。
著名的民主化理论家Adam
Przeworski
认为，向民主体制的过渡是“一个将不确定因素制度化，并使各种利益都受不确定性影响的过程。”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利益能受到保护而不受竞争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如果私有化使曾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分子有理由认为其经济利益将受到新生民主体制的支持，他们可能会减少对民主化的反对。从这种意义上说，通过减少旧的精英分子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私有化为向“民主体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
民主体制的巩固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Adam
Przeworski指出的，“当人们开始自觉地维护民主制度，即当所有有关政治力量发现继续将其利益和价值置于各机构间不确定的相互作用之下是最有利的时，民主制度即得到了巩固。”但是，一个推进向民主制过渡的私有化方案并不一定能巩固民主制度。有时民主体制的产物会与某些重要政治力量发生冲突。这些政治力量就会力图颠覆民主机制。所以，只有当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不将大量资源用于规避正式的民主法规时，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确立。具体来说，某一私有化方案是否能确立和巩固民主制取决于其是否能实现对增加政府收益和提高效率的公开许诺。上述两个目标对改善新生民主体制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状况至关重要。因此，此二目标的实现会给新生政权赢来广泛持久的民众支持。否则，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则会产生推翻民主制的强大动力。
不同的民主化方案对民主制度的过渡与巩固有着不同的影响。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自发的私有化。自发私有化需要一般性立法来实行，但不需要政府进行特别的政策运作。经理赎买既是自发私有化的一种，这种赎买使经理剥夺国有财产用于私利。显然，这种赎买是有利于旧的统治阶层的，因而可能减少向“民主化”过渡的阻力，从而促进这一过渡。但是，这种自发私有化却削弱了民主制的巩固。公众对昨天的政治精英成为今天的经济精英感到不满，特别是在新生民主政权的初级阶段，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通常会恶化。例如，199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就承认，
“…在大多数国家，改革的初期阶段生活水平通常会下降，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在匈牙利、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公众对在整体经济滑坡的情况下某些精英得利感到失望，从而引发了对经理赎买法的反对，同时要求建立中央政府机构来领导私有化进程。
自发私有化的另一模式，即工人赎买，使在职职工在新机制中获利，但同时也造成了无业人口的不满，因而削弱了群众对这一私有化模式的支持。群众的理由是：既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国有企业属于全体人民，因此不应在未给予企业以外的群众任何参与权的情况下成为在职职工的财产，尤其是这些企业过去的资金来源中有一部分是群众的储蓄。曾任波兰部长的TadeuszSyryjczyk在其1990年的讲话中响应群众的这些看法：有什么理由认为企业只属于其职工呢？是不是曾经长期负担工业化重负的农民就对国有资本没有任何权力呢？教师呢？医生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一个在某工厂仅工作了一年的年轻人比在同一工厂工作了30年的退休职工有权获得更多的股份？如果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行，那么富裕企业的职工将获得大量资本，而其他人一无所得。
很明显，由经理或工人赎买这种自发的私有化办法对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起着相反的作用。
第二，让我们看看由政府指导进行逐个销售的私有化方式。这种方式使经理和那些通过黑市经营发财的人受益，因为他们是本国唯一有能力购买国有资产的集团。这些集团从私有化中直接受益，因此这种办法减少了这些集团对建立“民主”
制的反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办法只能创造很少的收入，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因而促使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集团在民主体制的框架之外寻找解决办法，结果是阻碍了民主制的巩固。
逐个销售的不能创造足够的政府收入有几个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次品”。也就是说不存在相对客观的方法来对将出售的国有资产进行估价。由于处于过渡阶段的资本市场不足，以及其固有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出售价低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在与潜在购买者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劣势。为了降低财政赤字，政府渴望尽快卖掉，而买方（国内的和国外的）拥有“战略性延迟”的选择权，可以等待政府将价格降到最低。低价销售带来了两种负面：它仅仅部分满足了政府增加收入的愿望，而且它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实际上，匈牙利第一任国有财产局局长被解职，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群众指责外国投资者在购买被私有化的国有财产时支付的价格过低。
逐个销售方法的另一问题是只有那些最赚钱的企业才能被卖掉，这样，那些不健康的企业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对政府增加收入的目标制造进一步的障碍。在新制度下，政府基本上失去了其隐含的税源。在传统的主义制度下，政府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而是依靠国营企业上缴利润。通过控制货物买卖价格及保持低工资水平，政府实际上是在税源处扣缴了税款。政府通过这一办法满足了预算需要，因为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很大一部分是在国营部门发生的。
私有化后，这一隐含税源将逐渐消失。同时，政府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考虑到鼓励企业发展的问题，又不能将新的税率定得过高，特别是在外企能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即使将企业贱卖，政府在短期内也可能用这一收入充实国库，但由于丧失了旧体制下的隐含税源，实际上这一做法对国库的总体作用很可能是负的。这就给宏观经济的稳定蒙上了阴影，从而使公众对民主化确立的支持受到影响。
第三，让我们看看向公众免费或仅收取象征性费用发放购买券的情况。让一般群众在刚刚私有化的企业中占有一份所有权，这种办法的优点是在初始阶段使公众支持“民主”体制的建立。例如，1992年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就给所有公民，包括儿童提供了购买企业的机会，每人只要象征性的支付25卢布，即可获得面值10，
000卢布的购买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在开始阶段令人鼓舞的措施很快就蜕化了，并造成了与上面讨论过的“经理赎买”大同小异的局面。
所有权集中在精英手中
在捷克共和国，规定公民必需在持有购买券一定时间后，才能进行买卖；与此相反，在俄罗斯，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买卖购买券。俄罗斯政府认为这是其私有化办法的一个积极的方面。俄罗斯政府的三位主要顾问，MaximBoycko,Andrei
Shleifer
和Robert
Vishny，在他们的共同著作《俄罗斯私有化》中指出，“自由买卖让人们可以立即将购买券兑换成现金，这对于那些有迫切消费需求的穷人来说帮助最大…这还给潜在的大投资者大大增加了机会。”但这样作可能导致资产分配严重不均，因为穷人倾向于将购买券卖给有钱购买者，因此最后是富人占有了大多数的资产。穷人放弃产权的规模之大是如此惊人，以致于俄罗斯总理Viktor
Chernomyrdin（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在1992年12月时将其与斯大林强迫个体农民放弃土地所有权建立集体农庄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政策相提并论。工人被剥夺控制权
1992年俄罗斯的私有化法给予所有国营企业三种选择。最常用的第二种选择，即工人和管理人员可以以资产1992年7月帐面价值的1.7倍的低廉价格购买达51％的企业普通股，付款方式可以是购买券和现金的任意组合。在剩余的股份中，29％通过拍卖方式卖给公众。但是，法律不允许工人集体购股，意即工人只能单独买卖股票。这是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Anatoly
Chubais的精心设计，目的是避免工人过多地控制企业。结果是，管理人员和外来投资者非常愿意从工人手中购买购买券，而工人通常也愿意出售。有时，工人甚至拿购买券换伏特加酒喝。低估资产价值
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基于对国营企业资产的不准确的估价。在估价中，未考虑无形资产的因素，也未根据通货膨胀对价值进行调整。Chubais只是宣布，以俄罗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帐面价值作为公司的基础价值，不加任何调整。这一决定使投资者可以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购买国有资产，不管是通过拍卖方式还是通过内部购买方式。因此，最后俄罗斯整个产业的总值极低就不让人吃惊了。当购买卷私有化
1994年6月结束时，俄罗斯的产业总值还不到120亿美元。连Anatoly
Chubais的顾问们都对此感到震惊。在书中，他们自问道，“难道俄罗斯所有的产业资产，包括石油、天然气、一部分运输业和大部分制造业，加起来也不如美国一个Kellogg公司值钱？”
这一估价问题当然严重地制约了私有化政策的创收能力，使新“民主”政权只获得了有限的群众支持。普通群众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的积蓄和养老金因巨幅通货膨胀而所剩无几，价值卖给那些重新产生的精英。甚至连世界银行也对这种“通过通货膨胀重新分配（财产）”感到担忧。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国家杜马1993年10月的冲突及叶利钦撤销Alexander
Lebed职务引发的危机是俄罗斯民主制度巩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两个例证。
在俄罗斯和东欧实行的所有主要的私有化办法都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境：尽管私有化一开始促进了向民主制的过渡，但很快就对民主政权的巩固构成了威胁。这一过渡与巩固之间的两难可能是Przeworski如下描述的更大的两难的一部分：为建立民主制，反对专制统治的力量必需团结对外，但在民主制下获胜，它们则必需互相竞争。因此，建立民主制的斗争总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为民主制的建立与专制统治斗争；同时为在民主体制下争得最好的位置而同其盟友斗争。
由于私有化造成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不满，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制度的巩固就得不到保障。根据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将过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不同意关于普通群众受益于1991年12月开始施行的私有化制度这一说法。到1995年3月有三分之二的俄国人不同意上述说法。而且，正如Przeworski提醒我们的：仅限于领域的民主在上就是与存在于工作单位里，学校内，机关里和家庭中的剥削和压迫并存的。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必要的，否则改变社会的一切努力对将在残酷镇压面前变得软弱无力。但是，我们所需要但却没有的，是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体化的，更具思想性的，能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的反专制统治的方案。
鉴于存在上述与私有化和民主制巩固有关的困难，这里提出一种经济转型的其他方案。这一方案可能对政治民主的和Przeworski设想的更具有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民主的巩固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一种替代方案
既然现有的私有化办法均未能解决民主制过渡和巩固的两难，我们就需要另一种即公正又高效，并能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的经济方案。这一方案主要是基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E.Meade的，同时根据他的制度安排增加了一些论点。
Meade的方案的目的在于将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理论的优点结合起来，方案主要包括两部分：劳工－资本合伙制和社会红利。劳工－资本合伙制
在理解Meade的劳工－资本合伙制之前，我们首先要去掉私有财产这一混淆的概念。在今天的大企业集团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私有的。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Robert
Dahl所指出的，如果通用汽车能声称“对通用汽车好的事情就是对美国好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把通用汽车看成是一个公有事业，而不是一家私人企业。当然，“公有”这一概念，不能，也不应该，与“国有”等同起来。尽管尚有争议，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陷可能就在于这个等式，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如果走向另一极端，即否认公司从根本上是公有的这一性质，则会自受其害。这里的关键是不要再抱着过去那种把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一分为二的概念，而是为本质上是公有的公司设计更好的管理结构。我们必需自问：谁应该拥有财产的何种管理权和何种现金流量权？
俄罗斯私有化方案清楚地刻划了最佳企业管理结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应该集中在一群决策者手中，也就是不任职股东手中。私有化办法的三位主要顾问认为，因为不任职股东是唯一真正关心赚取最大利润并降低风险的因子，所以，唯一真正有效率的结构是一个给予他们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所有结构。
与此相反，西方公司里的不任职股东不是既拥有管理权又拥有现金流量权。因为公司的股东只对公司负有限责任，所以他们不承担公司行为的全部后果，因此不能说自己承担了全部风险。公司的人力资源，即其雇员，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而且，不任职股东可以通过持有不同公司的股份使其投资多样化，并降低风险；而一个工人则无法同时为几家公司工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人力资源由于无法进行投资多样化，实际上承担了更高的风险。因此，如果我们遵循俄罗斯私有化顾问们提倡的原则，即任何决定如何使用某种资产的人，都应承担因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同时享受全部收益，那么工人应该作为不任职股东的伙伴与之分享资产的控制权和资金流量权。如果我们接受上述逻辑的话，那么马上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俄罗斯政府对私有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点的工人控股都感到顾虑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即使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也是如此。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Topel在其对美国工酬制度的研究中指出，美国大公司雇员总报酬的10％至15％是为补偿各公司所需的特定技能。实际上，当雇员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被解雇后，他们被重新雇佣后的工资平均比以前少10％至15％。
Brookings学院的Margaret
Blair从Topel的估算中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她注意到，
1990年至1993年间公司付给雇员总报酬的10％是8,500亿美元。与此相比，同时期公司的总利润用标准办法约是9,910亿美元。她写道：“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公司利润仅占公司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的一半左右。另一半一般被用来支付雇员的工资。”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把每个公司特定的人力资源考虑进去时，认为公司经营的唯一目标是使不任职股东受益这一传统的理论就瓦解了。Blair对这一点的阐述值得进行较长的引用：首先，我们要明白，通过标准会计法计算的公司利润只能很不完全地反映公司所创造的总剩余价值。正如所见，总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以提高工资的形式付给了雇员。但是当属于雇员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以这种方式支付时，却被当作了一种运营成本…
但当会计们把支付给雇员的所有工资作为一项成本来记录时，股东就会把公司对雇员的特定技能投入的回报作为公司应尽力削减的一项支出。（因此），那些只注重股票价值的公司就会倾向于关闭那些不能为股东赚取利润的业务，尽管这些业务实际上可能仍在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样作当然是没有效率的。
Meade的劳工－资本合伙制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不任职股东和内部工人的利益进行折衷的尝试。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Blair称之为
“总财富最大化”
的社会利益，，这一概念与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有很大不同的。在Meade的方案中，不任职股东拥有资本股份券，而内部工人享有劳工股份券。具体的运作方法大致如下：劳工－资本合伙制，就是工人和风险投资者作为伙伴共同管理企业。投资者在企业中占有资本股份，就象资本公司里的普通股。工人在合伙中拥有劳工股；劳工股享有同资本股同等的分红权利，但这种股份是属于每个工人合伙人的。当工人离开公司时，这种股份就被取消。如果合伙收入的任何一部分未以红利形式分配，而是用来发展企业，则应向所有现有的资本股和劳工股的持有人发放价值等同于其牺牲的红利的新资本股。这种合伙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提高某种股份的红利，从而使某一集团受益的决定，将自动提高另一集团股份的红利。
除了使不任职股东和内部工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之外，Meade的劳工－资本合伙制的另外一个主要优点是向劳务市场中引入灵活性。现有的西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体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工人享受高工资的代价是劳务市场的僵化，这就意味着产量低于成本效益均衡水平以及就业率低于潜在的最高水平。劳工－资本合伙制以劳工股替代固定工资，因而向劳务市场注入了灵活性。
Meade劳工－资本合伙制的上述两个特点－即减少不任职股东和内部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向劳务市场注入灵活性－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能特别有吸引力。如上所述，所有现有的私有化办法，最终来讲都偏向于使新生的不任职股东和经理阶级受益，而产生这一偏向的理由并不是提高效率。实际上，根据前面提到的
Blair的理论，如果政府采用劳工－资本合伙制，将会从整体上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Meade关于董事会构成的具体建议可能也会对东欧和俄罗斯的人民有帮助。不任职股东和工人股东分别选举同样数量的董事构成董事会。董事们指定一名董事长，当董事会表决出现平局时，董事长将投票决定决议是否通过。这样，在两类董事发生冲突时，董事长就是仲裁者。
至于劳务市场的灵活性问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应避免简单照搬西欧实行的社会民主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早就失去了激发其产生的那种激进的改革目标。西欧的社民党不再对现行的市场经济和代表制民主进行挑战和改革，而仅致力于调和其已接受的机构性分化和等级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这类保守的社民党保护在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制造产业中工作的工人的相对特权地位，而以排除大多数受雇于失宠的、无组织的二级经济中的工人为代价。如果说第一经济和第二经济中工人的分化在西欧社会民主制度下已经是一个难以对付的问题，这一分化的比例和效果在象波兰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则更为令人生畏。我们需要象劳工－资本合伙制这样更激进的制度创新来弥补传统社会民主制度的缺陷。
;关于工人是否应接受根据股份确定的可变收入，而不是领取固定工资这一存在争论。这一问题引导我们去探讨Meade方案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把红利作为每个公民的固定收入的概念。社会红利
根据Meade的方案，每个公民可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领到一份免税的社会红利。使社会红利制度化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通过向每个人提供同等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来促进社会平等；二是通过使部分收入不受劳务市场波动的来降低风险。从直觉上来说，社会红利的核心观点在于尝试通过增加每个工人公民的财产和能力来取代其对工作终身制的需求。
传统的社会民主制度主要是向失业和生病的工人提供有条件的福利；与此相比，社会红利制度的一个优越性是增加了福利领取者寻找低收入工作的积极性。这一点初看起来似乎不符合我们的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红利从表面上看似乎会降低接受低收入工作的积极性。但是，Meade通过下面的例子说明这种直觉是不正确的：一个人如果领到80个单位的社会红利，辅之以20个单位的有条件福利，会有积极性出外工作，只要工作的税后工资高于20；但如果该工人的100个单位的收入均来自有条件福利，则其不会有兴趣接受工资少于100的外部工作。
社会红利制度从何处获得财源呢？Meade以西方市场为基础，构想了分为五个步骤的税收制度改革，最后一步是将全国总资产的50％社会化，作为实行社会红利的财源之一。Meade承认国有垄断内在的低效率，因此在他的计划里，国家将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管理社会化的财产：
政府不直接参与管理那些其作为间接财产拥有者的合伙制或其他私有企业。私人和私有机构将在一个自由和非常有活力和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股票交易所里自由处置其拥有的占社会资产总值50％的资产。政府将其所有的社会总资产的另50％投入有竞争力的单位信托和类似的投资机构中，这些机构则将政府的资本和私有资本混合起来，寻求获得高的回报。这种为社会红利融资的方式在西方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正如Meade强调的那样：“，在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不仅不是一个新的资本所有者，相反，总的来说还经常是社会私营部门的净债务人。本文范围有限，无法讨论使社会红利在西方制度化的可行性，尽管参议员
Daniel
Moynihan曾于70年代初在美国提出过类似的计划。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正处在新生状态，因此在机构革新方面有相对优势，他们所处的独特位置可能能使他们迈出革命性的一步。这里提出的方案可以减轻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私有化和民主制度之间现存的某些矛盾。
告诉我们：由于私有化未能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因而在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进展缓慢。因此，很多公司的资产仍部分为国家所有。在这一关头，如果这些国家决定实行Meade的劳工－资本合伙制，包括社会红利，将比西方国家有更大的机会成功。面对不稳定的民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应考虑那些对其有利的其他的解决方案。我们可能发现目前实行的所有私有化办法无一成功地解决了私有化和民主制的矛盾。这里的制约因素不完全是物质因素。尽管俄罗斯在进行拍卖后，其资产的帐面价值很低，资产的实际价值是高的。反映这种现象的指标之一是资本外流额，而1992年后俄罗斯的资本外流额达到了150亿美元。这里真正的问题是精神的：即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领导是否有勇气和眼光来投身到制度革新中去，在新机构体制的基础上巩固其民主政权？他们应该将Meade提出的建立社会红利和提供无条件福利作为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注释：
1
Adam
Przeworski，《民主与市场：东欧和拉美的经济改革》。（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8页。2
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产阶级一直倾向于怀疑和反对群众性民主运动，因为他们认为，多数人统治将对其产权构成威胁。（见Dahl，1993年）。3
Przeworski,第36页。4
有趣的是，上述两个目标也正是亚当斯密提出出卖国王土地的理由：“对欧洲每一个大君主来说，出卖王室土地将产生一大笔资金。如将其用于偿还公债，则会因抵押而产生前所未有的收入.当王室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后，几年内土质便会改良，土地也会得到精心耕种。”5
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世界银行1996年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页。6
欧洲自由广播电台，1990年。7
George
Akerlof出了适用于旧车市场的“次品”，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这一理论的要点是，当买卖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没有任何一个价格能让双方达成交易的情况。见“‘次品’的市场”，经济学季刊，84期，1970年，第488－500页。8
Ronald
McKinnon，《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9
Maxim
Boycko,Andrei
Shleifer
和Robert
Vishny，《俄罗斯私有化》（麻萨诸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87页。10
同上，第85页。11
同上，第
79页。12David
G.
Anderson,1993年新西伯利亚股票市场的繁荣，人类学今日，（1994年8月刊），第12页。13
Boycko,Shleifer和Vishny,第117页。Kellogg是美国的一家食品制造企业。14
世界银行，第38页。15
Przeworski，第67页。16
世界银行，第12页。17
Przeworski，第63页。18
J.E.Meade，《自由、平等和效率》（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3年）19
Rober
A.
Dahl，《革命之后？一个良好社会的权力机关》（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0页。20
Boycko,Shleifer和Vishny，第65页。21
同上，第19页。22
Margaret
Balir，《财富的创造与分享：关于公司管理和人力资源投资的报告》。（华盛顿特区：
Brookings学院，1996年），第8页。23
同上，第8－12页。24
这一理论的正式证明就是所谓的Holmostrom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表明，在全队预算平衡的条件下，攫取最大利润与达到Nash均衡是矛盾的。请GaryMiller的《管理中的两难》（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25
Meade,1993年，第85－86页。26
同上，第87页。27
John
Roemer和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分别在其《社会主义的一种未来》（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错误的必要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独立提出了社会红利的观点。28
Meade，第152页。29
同上，第157页。30
Boycko，Shleifer和Vishny，第119页。